“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记伦敦大学英皇学院副校长刘锡棠博士

曾经获得过,甚至许多未曾获得过王宽诚奖学金的中国学生和学者都知道王宽诚的名字.然而,对为在英国设立王宽诚奖学金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刘锡棠博士,知者就甚少了.我作为首批赴英的四名王宽诚奖学金学生之一,第一次听到刘博士的名字也是在来伦敦以后.那是在学生的住房办公室里.刚到伦敦。

试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时代要求,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试谈《威尼斯商人》的宗教偏见

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曾困惑了许多后来的文学评论家,由夏洛克引起的争论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莎士比亚去世将近四百年了,今天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他创作《威尼斯商人》的真正用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作品本身进行客观地探讨、研究。许多人认为,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一方面谴责夏洛克的吝啬。

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

本文通过对传统批评模式的历史检视以及新的批评方法与文学观念之间关系的考察,试图说明:自觉的批评方法的形成是以对文学本质的规定性的一种确定,即以一定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一定的批评模式受制于一定的文学观念。因此,如果仅仅热衷于方法上的引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才能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我国新时期的文学研究要想获得长足的进步,不仅需要新的研究手段,更需要加强文学观念的研究。

为了我们共同的文明:狄金森的中国观及其国际人文主义

20世纪初,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剑桥大学学者狄金森通过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想象,深刻剖析、批判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并藉此深入思考比较文明理论的现实意义。比较文明研究旨在通过修正我们的文明观来增进文明间的相互了解,从而达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目的。因而,促进文明的进步,完善文明的发展形态,应该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行动。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是欧洲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今天有必要将二者重新结合起来讨论,以应对人类文明共同面对的挑战。狄金森在比较文明理论方面的论述和实践,深刻地表达了其国际人文主义的关怀,对理解、思考当代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兼谈“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可能性

本文将探讨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中国古典批评形式“诗话”如何被现代批评话语所取代。二十世纪中国在社会实践中对现代化的追求以及在思想价值领域对现代性的认同,是西方现代批评话语得以在中国移植的历史背景。传统与现代美学价值的对立正是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构造过程中产生的。八十年代文艺界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实际上忽视了现代文学批评的这一思想与历史背景。回归传统或重建中国特色批评话语的诉求仍然是现代性思维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的表现形式,只是将天平倾斜到传统的一端。

有机主义文学理论在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中的地位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宣称,西方文学批评的传统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才被彻底打破。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是对以往文学思想的反动并预示着现代文论的诞生。至今已无人怀疑浪漫主义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认识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混乱的文学现象,断言19世纪初期的文学思潮中并无统一完整、

知识的贫困和贫困的知识:西方汉语观的生成和发展

一这里讲的"西方汉语观",是指西方主流思想界和知识界对汉语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表述。观念必然是一种集体形态的意见或看法,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积淀下来并被普遍接受的某种既定的思想。西方汉语观便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大致说来,汉语是在17世纪欧洲现代化进程启动后进人西方思想界、知识界的视野的。汉语之所以引起众多思想家、文人、语文学家的注意,与当时在欧洲颇具规模和影响的通用语(universallanguage)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汉语,特别是汉语的书写系统,直接启迪了西方学者对世界通用语的想象。

回忆 理解 想像 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

本文将德里罗的《国际大都市》(2003)、罗斯的《反美阴谋》(2004)、多克特罗的《进军》(2005)、沃尔曼的《欧洲中区》(2005)视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认为这四部小说均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追求细节的真实,营造出逼真的外表,但虚构的故事本身又对这种逼真进行了颠覆,从而使作品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真实细节与反现实主义情节之间的反差与张力。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有别于后现代前卫小说,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创新。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比较文学并非中性的学术研究 ,它与作者的立场和民族认同倾向密切相关。本文对 2 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之后认为 ,8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性”的追求正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以审美为归宿的比较文学观念源于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作为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学性”概念实际上掩盖了当今世界上东西方文化关系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因此 ,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 ,揭示这种权力关系如何通过文化观念得以运作 ,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应该重视的问题。

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

教育乃国家与民族文化命脉之所系,中华民族历经多次异族入侵劫掠及本土内乱相残而不坠,端赖一般国人对教育之重视。 今国力渐强,政府注资高等教育之力度亦见增进,况大学屡屡扩招,受教之众,前所未有。于此情势,倘教育方针有误,不仅虚掷公帑,并且误人子弟,遗祸未来。 有见于此,本刊邀集国内先进,聚首滨海南沙,以"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为题,抒发高论。是为"首届开放时代论坛"。 以下内容,乃据2004年11月6、7两日会议之录音整理而成,刊布于此,尚望读者诸君参与探讨。

“为世界而爱”:世界文学和人文主义

世界文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并非偶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文学的历史地位。本文重温了爱瑞赫·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语文学和世界文学》(1952),指出世界文学的思想和实践源于语文学(philology)的传统。启蒙时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带来了知识生产上的革命,催生了一场以人为对象和中心的知识再造运动。现代学术在其成形的早期就已认识到语言在人的社会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语文学因此成为人文学科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世界文学的思想和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本文强调世界文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人文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自我表述。今天我们讨论世界文学,不必将其定义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是应该清楚地梳理和解读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当今全球化条件下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目的:(1)将世界文学的思想和实践回归人文主义和人文知识的传统,重现其纵深的历史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2)以奥尔巴赫的个例说明文化上的统一化、标准化和摒弃多元的危害,同时指出世界文学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两者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