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d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

目的:探讨Stand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特征和腔内治疗经验。方法:回顾分析2006年10月-2008年3月间收治的117例Stand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资料。结果:胸背部疼痛通常为其首发症状;继发性内膜破口多见于内脏动脉开口处。围手术期死亡多与夹层破裂、逆向撕裂引起的脑卒中和心包填塞有关。结论:腔内修复术治疗Stand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是安全有效的,对近端锚定区的扩展、继发破口的处理等仍需大样本的长期观察。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发生夹层及手术相关性死亡12例分析

目的分析应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后发生夹层及手术相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并探讨其相应的防治方法。方法收集2000年8月—2008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完成的650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EVAR术后发生夹层及手术相关性死亡的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死亡的原因及相应的防治方法。结果TEVAR术后发生夹层及手术相关性死亡12例(1.8%,12/650),男9例,女3例,年龄35～68岁,平均年龄为(53±11)岁。6例死于并发新发破口,其中5例位于人工血管内支架(简称支架)近端,引起逆行性A型夹层;另1例位于支架远端,导致假腔进行性增大;另6例中死于缺血性脑卒中3例,主动脉夹层破裂1例,内张力1例,支架释放失败1例。结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EVAR术后夹层及手术相关性死亡的发生率较低,导致死亡的原因以支架两端新发破口最为常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具有积极意义。

脑脊液压力检测及引流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的应用及其对脊髓缺血的保护作用

目的评价脑脊液压力监测及引流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的应用及其对脊髓缺血的保护作用。方法共8例患者接受围术期脑脊液压力监测及引流治疗,其中5例为主动脉夹层综合征,3例为主动脉瘤。术前行蛛网膜下隙置管,检测并记录脑脊液压力的基础水平。支架释放后记录脑脊液压力峰值,对压力升高30%以上者行脑脊液引流,维持压力至术前基础水平。结果主动脉夹层综合征患者支架释放后的脑脊液压力升高(42.13±22.51)%,显著高于主动脉瘤患者的(8.33±4.04)%(P<0.05)。其中3例主动脉夹层患者接受脑脊液引流,其余患者仅行脑脊液压力检测。共6例患者接受降主动脉内2枚覆膜支架长节段覆盖,降主动脉被覆膜支架隔绝的长度平均为(24.78±5.11)cm。术后及随访期间,无1例发生截瘫或下肢轻瘫,无中枢感染及低颅压并发症。结论脑脊液压力监测及引流可安全、有效地预防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中及术后脊髓缺血,并可有效避免低颅压并发症的发生。

内皮祖细胞促动脉内皮损伤修复的研究

目的评价骨髓源性内皮祖细胞(progenitor endothelial cells,EPCs)移植促动脉损伤内皮修复的效果。方法将菲立磁(superparam agnetic iron oxide,SPIO)和绿色荧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双标记的EPC局部注入损伤颈动脉段腔内。术后1d、7d和28d行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扫描、组织学检查及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检测。结果MRI扫描发现移植部位出现低信号区。移植组HE、普鲁士蓝、vWF免疫组化染色、GFP荧光、偶氮蓝(Evans blue)染色均提示EPC可粘附于内膜损伤处,并随时间分化为内皮细胞;同时eNOS表达随时间变化而增多。结论菲立磁标记内皮祖细胞可促进动脉损伤内皮的修复,并可为MRI示踪。

颈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早期随访结果分析

目的分析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S）后发生再狭窄的早期随访结果，为临床治疗和预防术后支架内再狭窄（ISRS）提供依据。方法2003年1月至2005年9月在我院行CAS治疗的患者，分别于术后1、3、5、12和24个月行彩色多普勒超声随访，分析术前及术中诸多高危因素对术后ISRS发生的影响。结果共计37例患者接受了随访，其中，男性占91．9％（34／37），女性占8．1％（3／37）；平均年龄（70．5±5．9）岁；平均随访（12．2±7．7）个月。术后发生ISRS16例（43．2％），再狭窄程度〉／50％者仅占2．7％（1／37）；其余均为30％～50％的轻度狭窄；3例女性患者均发生轻度狭窄。术后发生ISRS与患者性别、术中颈动脉球囊后扩以及是否合并其他外周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结论CAS术后重度ISRS发生率较低；女性患者CAS术后可能更容易发生ISRS；术中球囊后扩对预防再狭窄可能有一定的作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应同时加强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

脾动脉瘤的传统手术和腔内治疗的比较

目的:比较脾动脉瘤的传统手术方法与血管腔内微创治疗。方法:回顾性总结1999年7月至2009年10月收治的46例脾动脉瘤病例,其中20例采用传统手术方法,包括近、远端动脉结扎加脾动脉瘤旷置术,动脉瘤切除加脾动脉重建术,脾动脉瘤切除加脾脏切除术等3种术式;26例采用血管腔内治疗方法,即脾动脉介入栓塞术。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死亡率及近期随访的结果。结果:腔内治疗组的平均手术时间和住院天数明显少于传统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3±14.5)min比(108.7±16.4)min,P=0.037;(3.6±1.3)d比(9.2±1.6)d,P=0.025]。传统手术组术中术后需输血的有3例,1例合并亚急性心内膜炎病人术后因心功能不全引发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而血管腔内治疗组术中、术后无输血病例,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血管腔内治疗组术后平均随访14个月,1例术后12个月瘤体仍有少量内漏,但瘤体直径未增大;其余病例瘤体均缩小。结论:与传统手术相比,血管腔内治疗具有安全、微创、恢复快等特点,应成为脾动脉瘤治疗方法的首选。

急性下肢缺血的治疗策略(附88例报告)

目的:探讨急性下肢缺血的治疗方法。方法:回顾分析2007年1月-2008年6月因急性下肢缺血行手术治疗的8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59例术前诊断急性动脉栓塞的患者急诊行单纯Fogarty导管取栓术,50例术中证实为栓塞,取栓后预后良好(总有效率94.0%);另有9例术中考虑动脉狭窄伴急性血栓形成,围手术期截肢率高达67.7%。29例术前诊断下肢动脉狭窄伴急性血栓形成的患者,经溶栓或PTA治疗后,有效率89.7%。结论:单纯动脉取栓仅适用于急性动脉栓塞的患者,治疗下肢动脉狭窄伴急性血栓形成需联合溶栓或PTA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及疗效评估

目的 探讨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和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8年1月—2013年6月收治的80例经外科治疗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的临床资料.结果 本组男58例,女22例,年龄59 ～ 83岁.80例均有高血压、肾功能不全,经计算机断层X线血管造影、磁共振血管造影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确诊.全组共接受外科治疗83例次,其中支架成形73例次,球囊扩张6例次,腹主动脉肾动脉旁路3例次,肾动脉内膜切除1例次.80例均无围手术期死亡.随访67例,随访时间6 ～ 141个月,有3例发生远期死亡.随访患者血压为（140.3±14.4）/（78.1±8.3）mmHg,肌酐（130.7±65.2） μmol/L,与术前血压（152.5 ±18.3）/（83.1 ±9.3）mmHg与肌酐（145.8 ±90.3）μmol/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组降压治疗有效率59.4％ （38/64）.结论 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狭窄通过外科治疗可有效改善血压和稳定肾功能,治疗方法首选腔内支架成形术.部分患者术后血压控制不佳主要原因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合并肾动脉狭窄.

炎性肾动脉狭窄的外科治疗分析:附31例报告

目的:探讨炎性肾动脉狭窄的临床特点以及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和疗效。方法:回顾分析1998年6月—2013年11月收治的31例行外科治疗的炎性肾动脉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31例患者共接受外科治疗33例次,其中手术治疗17例次,包括腹主动脉肾动脉旁路术10例次,自体肾移植术5例次,肾切除2例次;腔内治疗16例次,包括球囊扩张术9例次(其中切割球囊术2例),支架成形术7例次(其中药物涂层支架1例)。结果;31例患者围手术期病死1例,其余30例患者中有23例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41.8±35.7)个月,随访期内无病死病例。23例患者的随访显示,患者血压[(135.7±16.3)mmHg/(85.5±10.6)mmHg]较术前[(1 59.6±19.4)mmHg/(96.3±16.7)mmHg]显著下降(P<0.01);治愈3例,好转16例,降血压的有效率为82.6%;23例患者的血肌酐水平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彩超随访显示,传统手术治疗的患者中有3例发生吻合口轻度再狭窄,而腔内治疗的患者中有4例发生中度再狭窄甚至闭塞。结论:炎性肾动脉狭窄多见于年轻患者,主要表现为顽固性高血压;外科治疗控制血压的效果确切,传统手术疗效优于腔内治疗。

高危胸降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治疗

目的总结高危患者行胸降主动脉瘤（descending thoracic aortic aneurysm，DTAA）腔内修复治疗（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EVAR）的经验。方法回顾分析2001年1月至2007年7月我科24例高危DTAA患者行EVAR诊治经过、结果和并发症。所有患者因动脉瘤部位、破裂、高龄或严重合并症而不适合行开放手术。EVAR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每年行螺旋CT血管造影、三维重建随访。结果所有患者均获技术成功（100%）。围手术期死亡2例（8.3%），分别死于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和急性心肌梗死。2例（8.3%）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1例缺血性脑卒中和1例急性肾功能不全）。11例（46%）术后即时造影显示近端Ⅰ型内漏，其中3例内漏量大，行球囊扩张后内漏消失；另8例随访观察。19例患者获随访，随访时间为1-60个月（平均18.6±4.2个月）。1例患者术后4年发生支架型人工血管移位并发Ⅰ型内漏，1例术后2年出现迟发性Ⅲ型内漏，均成功行EVAR。1例死于结肠癌。其余患者术后3个月CT证实瘤腔内完全血栓形成，无支架移位和内漏。随访期间动脉瘤最大直径缩小0-18 mm（平均6.3±3.1 mm），4例辅助性动脉旁路在随访期间人工血管均通畅。结论EVAR治疗高危DTAA早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尚可接受，对某些病例可能是首选治疗方法。

症状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分析

目的探讨症状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SIDSMA）的临床特点及腔内治疗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6月17例SIDSMA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17例患者中144例成功植入支架，34例患者改为保守治疗，支架植入术（ESP）成功率82．4％，16例患者症状改善（占94．1％），围手术期死亡1例。16例患者获得随访1－56个月，平均16．4个月，1例患者术后1个月死于肠坏死。结论对于症状反复、夹层动脉瘤直径〉2cm、真腔受压狭窄〉80％的SIDSMA患者可选择腔内支架治疗，但术前需充分评估其并发症风险。

二维法和三维法诱导小鼠胚胎干细胞定向分化为内皮细胞

目的:比较二维法和三维法体外诱导小鼠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ESC)分化为高纯度内皮细胞(endothelialcell,EC)的效率。方法:分别用二维法和三维法体外诱导小鼠ESC向EC定向分化,以胎肝激酶-1(fetal liver kinase 1,Flk-1)作为标志物进行流式分选;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浓度并对阳性细胞加以人工分选以进一步纯化。评估两种方法诱导的分化效率,并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免疫荧光法及DiI标记的乙酰化的低密度脂蛋白(DiI-Ac-LDL)吞噬试验等方法来评估ESC来源的EC(ES-DEC)的生物学行为。结果:二维法流式分选的Flk-1阳性细胞比例显著高于三维法(P<0.05)。Flk-1阳性细胞在二维培养体系中呈现鹅卵石样的内皮样细胞和条索状的平滑肌样细胞,经人工分选和纯化后可得到高纯度的形态单一的并可传代培养的ESDEC。两种方法分化的ESDEC均可形成管状结构、表达EC特异性细胞表面标志物,并且DiI-ac-LDL吞噬实验阳性。结论:两种方法均可诱导小鼠ESC定向分化为EC,二维法更为简单有效。增加VEGF浓度并对Flk-1阳性细胞进行人工分选有助于纯化ESDEC。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继发型内漏的诊治

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通过使用腔内支架型移植物（endovascular stent graft,EVSG）将循环血流隔绝来治疗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因微创、安全的优势而迅速推广,但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EVAR）的一些并发症也不断出现,术后移植物外层的动脉瘤囊内仍有循环血流进出,

彩色双功能超声与计算机断层扫描测量腹主动脉瘤最大径的比较

目的采用不同的彩色双功能超声(CDU)测量方法及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TA)测量腹主动脉瘤的最大径,并进行比较,评估其相关性及一致性,以期获得具有临床意义的最佳测量方法。方法收集年4月—2011年6月初步诊断为腹主动脉瘤的77例患者,分别应用CDU及CTA测量腹主动脉瘤的最大径。CTA测得腹主动脉瘤的最大径记为CT_max;不同的CDU测量方法测得的腹主动脉瘤最大径包括最大截面的前后位内膜-内膜(DUAP_i)、前后位外膜-外膜(DUAP_a)、横径(DU_trans)及任意方向上的最大径(DU_max)。将不同的CDU测量方法测得的结果分别与CTA测量的CT_max进行比较,采用线性回归分析评估其间相关性;采用Bland-Altman法评估其间的一致性,并以两者结果相差-5～5mm内作为临床可接受范围。结果 CTA测得的CT_max值显著高于不同CDU测量方法测得DUAP_i、DUAP_a、DU_trans、DU_max值(P值均<0.05)。线性回归分析显示,CT_max与DUAP_i、DUAP_a、DU_trans、DU_max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968、0.969、0.947、0.990,P值均<0.05)。Bland-Altman法显示,CT_max与DUAP_i、DUAP_a、DU_trans、DU_max的一致性限度(LOA)分别为(-0.43～12.43)、(-3.80～8.70)、(-3.54～12.68)和(-3.08～4.10)mm,仅DU_max方法结果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结论 CDU测量DU_max代替CTA测量是可行的,CDU测量DUAP_i、DUAP_a、DU_trans可能造成结果偏差太大而影响临床诊断。

多平面重建技术与经验性定位在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的对比分析

目的比较多平面重建(MPR)技术与经验性定位在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40例(A组):术前分别采用经验性和MPR两种方法获得C形臂的旋转角度和倾斜角度,比较两种方法的差异;术中采用MPR技术确定角度,统计支架释放后近端标记点的散开率和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另42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采用经验性方法释放支架(B组):计算近端标记点散开率和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分析两组支架标记点散开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A组内经验性方法和MPR方法之间旋转角度及倾斜角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B两组标记点散开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vs 42.9%,P<0.05);A、B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vs 21.4%,P<0.05)。结论结合MPR技术进行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术中定位调整,指导手术操作,具有较好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安全性。

肾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

目的:探讨肾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治疗的效果与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本科2004年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15例以腔内修复为主治疗的肾下主动脉夹层。术前均通过MRA或CTA明确诊断。手术在DSA室进行,采用以腔内修复为主的方法进行治疗。病人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以后每年于门诊进行随访。记录手术时间、出血量、总住院日数、随访时间和随访事件。结果:2例病人接受直管型移植物(支架型人工血管)植入;9例病人接受分叉型移植物植入;1例病人接受AUI型移植物植入、对侧髂动脉结扎加股-股人工血管旁路术;1例病人接受2枚直管型移植物植入、对侧髂动脉结扎加股-股人工血管旁路术;2例病人接受AUI型移植物植入,对侧髂动脉封堵器栓塞,加股-股人工血管旁路术。手术时间为(178±96)min,术中失血(152±103)mL,总住院时间为(11±5)d;随访时间(42±26)个月。1例病人6个月随访时发现存在少量内漏,随访24个月时假腔略有增大,但内漏消失;1例病人36个月时出现支架近端轻度移位,瘤腔未见扩大,未给予特殊处理;1例病人48个月时CTA检查发现股-股人工血管吻合口中度狭窄;2例病人随访半年后失访;其余10例病人随访结果满意。结论:腔内修复能有效治疗肾下主动脉夹层,具有简洁、微创的特点。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检测不明原因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肿瘤标志物的临床意义

目的:检测不明原因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患者肿瘤标志物,筛选恶性肿瘤患者。方法:对2000年1月—2009年1月收治的878例DVT患者中115例不明原因DVT患者进行常规肿瘤标志物检测,并对阳性结果者做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肿瘤灶。结果:115例不明原因DVT患者5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阳性率分别为:癌胚抗原(CEA)13.9%,甲胎蛋白(AFP)5.2%,癌抗原125(CA125)3.5%,癌抗原19-9(CA19-9)8.7%,铁蛋白(SF)7.8%。与有明确诱因DVT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阳性患者经进一步检查确诊患肺癌9例(36%),结肠癌6例(24%),肝癌4例(16%),乳腺癌3例(12%),直肠癌1例(4%),未查出肿瘤患者2例(8%)。结论:不明原因DVT患者应常规作肿瘤标志物检查,可及时诊断、治疗肿瘤。

体外膜肺氧合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多学科团队协作救治暴发性心肌炎一例

报道1例采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在MDT下被成功救治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患者入院后发生心脏骤停,立即采用ECMO在最短时间内复苏成功,随后患者发生心源性休克、急性肾损伤,进一步联合CRRT、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救治。治疗过程中患者发生下肢动脉缺血坏死的二重打击,经MDT病例讨论,全面评估病情,在不同阶段调整诊疗方案,最终使患者得到成功救治,心、肾功能均恢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