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持股计划、融资约束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

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而只能获得较低创新产出的背景下,本文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视角出发,在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下引入了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从而详细地探讨了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如何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到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及双元创新产出提升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明显有助于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和利用式创新产出的提升,而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产出的提升却并无显著影响,且具体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部分相符,但作用效果却会因企业内部特征的不同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特征差异而具有明显区别。由此,应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特别要在高技术型和高学历员工占比较高的国有企业中优先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进一步优化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各类员工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国有企业创新行为:特征事实与来自民营资本入股的影响

本文首先构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匹配数据,将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梳理得出国有企业创新行为具有三个特征事实。进一步地,利用前述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效应,发现民营资本的进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增长,而非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且该作用效果在高竞争性行业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弱的地区更加明显。考察这一影响效应因民营资本的进入程度不同而具有的差异化作用后发现,民营资本的完全进入明显有助于企业的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的提升,而部分进入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

R&D补贴、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业基因培育

构建了一个内生比较优势条件下的两国动态贸易模型,详细探讨了后发国家通过R&D补贴来培育高技术制造业产业基因并表现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6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5个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对R&D补贴培育产业基因的差异化效应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表明:R&D补贴对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产业基因的培育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对于应用互动型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对于科技创新型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则相对微弱。

互联网发展水平、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中国2006—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水平、知识溢出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全国样本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知识溢出均能显著促进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这说明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省份之间的知识溢出都是地区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推动知识溢出的创新促进作用。分样本中,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知识溢出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知识溢出对其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的这种效应却不明显。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知识溢出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效应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却不存在。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实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在推进互联网发展时,也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禀赋条件实行差异化的互联网创新战略。

互联网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产出

基于2003-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区域创新产出提升,整体上处于最优知识产权论倒“U”型曲线左侧,并通过提高地区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投入间接促进区域创新;互联网化对区域创新产出也有显著提升作用,且互联网化水平提高能够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和互联网化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和互联网化的正向协调效应也在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基于此,提出为实现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应该实施差异化、适度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建议。

竞争到协同:以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往往导致以本地思维制定创新政策,从而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统一协调的创新活动形成不对称竞争,使国内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受限于低端环节而难以实现突破。本文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资源配置,缓解地方市场分割为切入点,构建一个引入技术关键核心程度的自由企业家模型。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数值模拟分析得出: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地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政府科学引导,避免由地区间非良性市场壁垒导致高端要素集聚而对周边地区的创新辐射难以生效。

以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当前,国内以地方竞争为主的地方市场分割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容易导致以本地思维制定创新政策的中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其他国家战略统一协调的创新活动形成不对称竞争,更进一步引起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的本地市场恶性竞争加剧。

数字基建与区域创新:特征事实及其差异化影响

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难以演化出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而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先行资本被寄予了赋能厚望。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市数字基建水平的基础上,将区域创新活动分解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考虑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和专利保护强度的异质性影响,梳理出数字基建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的特征事实,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数字基建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与区域创新效率负相关;而人力资本水平并不能影响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但在高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地区和高专利保护强度地区,数字基建则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由此,文章进一步从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知识资本角度入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基建对创新精准赋能;二是坚持“互联互通”,营造多链融合的区域创新生态;三是坚持“包容审慎”,深化对数字基建综合有效监管。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特征事实与作用机制——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逆向混改”视角

在当前中国微观企业层面广泛存在"骗补式创新"和"策略式创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Google Patent检索系统的合并数据,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方面的三个特征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因"所有制背景"而遭受的信贷歧视的作用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从而带来"国民共进"的创新绩效。同时,利用前述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会因企业的改革程度、所在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而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民营企业,但要准确把握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同时还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差地区、竞争程度相对较强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优先改革,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专利泡沫”与“创新假象”——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及其真实创新产出

在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微观领域广泛存在着"专利泡沫"与"创新假象"问题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的企业创新决策模型,探讨国有企业在民营化改革过程中如何通过改变企业经营者的创新偏好,推升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进而影响企业真实创新产出的微观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民营化改革对企业真实创新产出的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高技术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下游行业中的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企业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绩效

在测度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还可以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研发资本的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获得了更多的数字经济创新溢出红利。

技术创新提质增量的双重监管困境及破解路径

技术创新量大质小以及对创新实质监管有效性不足是中国实现技术突破重要阻碍。文章从“量”和“质”两方面梳理了中国技术创新及其监管的特征事实和相关文献。在区分不同创新行为动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推演企业创新提质增量的双重监管困境,再选取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全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双重监管表现出对企业低质量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但不能有效激励高质量创新行为,总体来说,双重监管能够增加创新数量而不能有效提升创新质量。为此,文章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进一步探索双重监管困境的破解路径:以研发成果产业化、匹配补贴及对象和控制关键技术为目标从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和创新产出三方面完善监管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