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百日维新之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因为康有为不恰当地介入了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禧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禧的地位，致使戊戌百日维新“忽落”。

李鸿章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主角”论质疑

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

王金发之死及其教训

1915年6月2日,王金发被袁世凯的走狗朱瑞秘密杀害于杭州陆军监狱。袁世凯及其走狗如此迫不及待地对王金发下毒手,并加以“内乱犯罪执重要事务之人”、“内乱犯罪之首魁”和“复密谋构乱,始终不悛”等罪名,这说明了王金发始终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构成了威胁。王金发这一死,用行动和生命来证明了他反袁斗争的立场始终未变和对革命的忠诚,也证明了王金发过去对袁世凯的“投诚”之举是假的,从而无形中消除了某些革命党人对他的误解和疑惧。总之,王金发之死倒是完全了他的晚节。我们今天所以隆重地纪念他殉难七十周年,不仅因为他对辛亥革命作出过贡献,也还在于他死得从容、壮烈,令人起敬。从王金发之死,我们还可分析得出以下几点主要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 (一)由于王金发性格、学养与行事的矛盾。对此。

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

武昌起义是由哪一个政治组织领导的?如果笼统地说是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这是没有分歧的。但具体地说来,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为蒋介石等所忌讳,是一个不容研究、讨论的禁区。蒋介石本人反对“武昌首义”的提法。御用的国民党党史著作都认为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也释龚自珍《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兼论龚自珍早年的革命思想

《尊隐》是龚自珍(1792—1841)自称其少年时所作之“高文”,素称难读;而“山中之民”则是《尊隐》中的中心词语。搞清“山中之民”的实在含义,对读通《尊隐》和正确评述龚自珍早期思想,关系很大。关于“山中之民”的含义,学界迄无定论;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思想,因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

周公曾践祚为天子考论

本文考论的周公曾否践祚为天子问题,不仅只着眼于史实的考辨而是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用这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古代传子的帝王世袭制度和封建史学“正名分、”“扶名教”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影响对客观历史的记载和评价的。关于周公曾否践祚为天子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依次存在过三种不同的说法:最先是认为周公曾践祚为天子,可称之为“践祚”说;以后认为周公未曾践祚,只是“代君听政”的“摄政”,可称之为“摄政”说;第三说,认为周公既非“践祚”。

论潘新简起义

1855至1869年间的荔波水族潘新简起义是贵州咸同起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水族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但过去对此研究不多,也不深入.笔者根据尚存文字史料与若干口碑史实,拟对此次起义作一比较客观与全面之论述.

论姜应芳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爆发了一次各族农民大起义,史称“贵州咸同起义”。以汉、苗、侗、布依、水、回、彝等各族农民为主体的数十支起义队伍纵横全省,时间延续达二十年之久,攻占了全省绝大多数城镇,影响了湘、川、滇、桂四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阶级。在贵州咸同起义中,以姜应芳(1833-1862)为主要领袖,活动在贵州东部天柱。清江(今剑河县)、邛水(今三穗县)、锦屏地区的侗族起义军是比较突出的一支。姜应芳起义前后历时十四年(1855.4-1868.12),活动遍及今黔东南地区,并影响湖南西部晃州(今晃县)、会同、靖州(今靖县)

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理论评介——兼谈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讲演中,首先提出并且系统阐述了研究和编写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以下简称“梁论”)。其中包括中国史学史的对象、范围、基本内容和研究与编写的原则、方法等诸方面。梁启超虽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来,但仍不愧是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辛亥武昌起义若干史实考辨

关于辛亥武昌起义的历史,在半个世纪以前,起义亲身参加者吴醒汉就有“武昌首义事迹,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且有“是非颠倒,贪天之功”之记述,“令真正奋斗同志,生者灰心短气,死者不能瞑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83页)之叹。时至今日,无庸讳言,一些“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之谈仍继续存在。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对武昌起义中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现将有无蒋翊武八月十八日命令等六个有不同说法的问题作一考辨。

郭毅生教授来我校讲学

9月16日至10月1日,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邀请了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太平天国历史图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郭毅生先生前来讲学。郭先生讲学的专题有:《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魏源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等。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寿潜及其《三通考辑要》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寿潜及其《三通考辑要》竺柏松汤寿潜（１８５６—１９１７）逝世后近十年，他的知交张謇在《汤寿潜先生家传》中说，“君之所以立名于当时、可式于后人，固自有本；其见于事为者末也，又不尽其所蓄”。所说汤寿潜之“本”与“所蓄”为何？张謇在文中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