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词坛沉寂期三论

学界对于宋初词坛沉寂期的时长、词人词作的数量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歧说颇多。根据各家公认结束了词坛沉寂期的标志性词人柳永、晏殊的成名时间,可以确定沉寂期的下限是真宗朝末,宋初词坛沉寂期长达五六十年。而宋初词坛的“沉寂”也是相对的,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都远超当今大多数学者所认定的数量。宋初词坛在继承“唐音”的同时,初步显露出了一些“宋调”的新质,对宋词发展的影响不宜低估。

《“艳词”考》商榷

“艳”是汉、魏代相和大曲中的一个段落,后世所谓的“艳曲”则兴起于南朝,因此汉魏相和大曲中的“艳”不等于后世的“艳曲”,“艳”的歌词在内容特征上也不同于作为“艳曲”的歌词。“艳词”或指“艳丽的文辞”,或者内容上关涉男女情爱。隋唐时期文献中的“艳词”或“侧艳之词”内涵也是如此,并不存在由“题材内容十分宽广而丰富”的“艳曲歌词”向“艳情词”的历史演变。

试论邓乔彬先生建构古代文艺研究之“中国气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气派"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党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明确要求。中国古代文艺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建构"中国气派"是当前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邓乔彬先生的治学理论与实践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通人通儒之学";二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发现和总结中国古代文艺的民族特色;三是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学术的发展与创新。

从社会风习到国家制度——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形成过程考论

诗歌成为唐代进士科的正式考试内容,有一个从社会风习到国家制度的过程。“以诗取士”的理论源头是儒家的诗教说,它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现实存在是在南朝时期,最终凝定为国家制度是在高宗、武后之世。

词之“宋调”的形成与接受史论略——以“辛姜”为考察中心

词之"宋调"是指在词这一文体中,成熟于宋代、具备宋型文化的特质、与唐五代词主体风格有显著差异的审美范型。从文化史与词史的发展轨迹来看,它初步形成于元祐,至南宋孝宗朝进入成熟期。辛弃疾与姜夔各代表了词之"宋调"的一种风格类型,一以气胜,一以格胜。它从南宋后期到清末的接受状况,可以由历代词坛对辛、姜的接受了解大略。

“辛弃疾生擒张安国”事件释疑——兼与王兆鹏先生商榷

生擒义军叛徒张安国为南宋词人辛弃疾生平的重大事件,但相关史料的记载颇有出入,有的将之记于王世隆名下。现当代的学者虽大多以辛弃疾为此事的"首功""主角",但或未详述理由,或者解释勉强。近期,王兆鹏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重回历史现场——辛弃疾生擒张安国始末考释》一文,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具体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证分析,但该文的观点及论证仍有可商榷之处。综合各方史料,擒叛骑兵队名义上的领导者应为王世隆,辛弃疾为谋士和随从的身份,扮演着队伍"大脑"的角色,其智谋为此次行动的成败关键。《魏胜传》中言张安国被擒的地点为济州以及对相关过程的描述具有合理性,不宜完全否定。

论唐宋“雅词”的四种文化范型

唐宋"雅词"从其文化内涵来看,可以分成隐士、文士、豪士、儒士四种范型:"隐士型雅词"体现的是释道为主的隐士文化精神;"文士型雅词"以娱宾遣兴为创作目的,注重修辞技巧和个人情怀的抒发,反映了文人的特点;"豪士型雅词"表现作者的进取意志、事功愿望,风格豪放;"儒士型雅词"则深受儒家诗教观念的影响,追求"雅正",提倡"中和"之美。

“画屏金鹧鸪”与“弦上黄莺语”新解——《花间集》温、韦词风的叙事学分析

近年兴起的“诗歌叙事学”主张将叙事学的方法全面应用于抒情性文本的研究,这为我们鉴赏与批评以抒情为主的中国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路径。《花间集》作为唐五代经典词集,在此类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而温庭筠与韦庄又可为《花间集》词人的代表。温、韦的词风特点被王国维分别喻为“画屏金鹧鸪”和“弦上黄莺语”,意为一者华美如画但不够鲜活,一者自然流丽如弦上莺啼。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两人的代表作《菩萨蛮》词,可知其词风差异的原因在于:温词的文本构成方式以隐喻为主,首与首、句与句以及句子成分之间往往具有相似性,通过各种精美意象努力拓展想象的空间,具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韦词则多用转喻,真挚自然地进行叙述与抒情,类似叙事文本中的现实主义作品。温词的抒情主体多处于文本所构建的情境之外,多采用非聚焦或外聚焦视角;韦词的抒情主体都在文本情境之内,具有较强的“自我自反性”,多采用内聚集视角。温词“错时”现象较为明显,叙述的速度较慢,地理空间深隐狭小,意象空间密集并置;韦词以顺叙为主,叙述的速度较快,地理空间明朗开阔,意象空间较少且处于情感抒写进程之中。这些因素导致了温词如“画屏金鹧鸪”、韦词如“弦上黄莺语”的美学效果。

论《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的典型人物报道艺术

《光明日报》著名记者唐湘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撰写了众多社会反响强烈的典型人物报道,具有出色的报道艺术。其人物报道艺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善于结合时代环境、社会热点提炼主题,因人见事,提升报道的新闻价值;二是运用"散点透视"法建构和还原人物形象,谋篇布局精巧严密;三是他在采写报道时既有善感的真情,又有善察的理性,擅长摄取和运用细节,人物形象真实丰满。

纸媒融合转型之平台型媒体建设的思考

纸媒在与新媒体的融合转型发展中,能否打造出一个新闻聚集与媒体服务共生的平台型媒体是成败的关键。平台型媒体的建设要重视内容更要重视技术,需注重平台服务功能的拓展,完善用户体验,向受众提供释疑性阅读、个性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及多样化阅读。

中央电视台对“精准扶贫”舆论引导的创新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项工程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更需要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各级媒体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其中。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央电视台在进行'精准扶贫'的舆论引导工作中,打造了立体化的传播内容,多方面聚焦脱贫攻坚现状,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探索创新舆论引导方式,有效提升舆论引导'四力',切实发挥主流媒体的社会功能,助力'精准扶贫'。

梨视频UGC拍客短视频的叙事主体与视角分析

作为资讯类短视频平台的梨视频,拍客在梨视频的优质内容生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梨视频UGC拍客短视频的叙事主体具有身份多样化、专业性较弱、交互性增强的特点。而在叙事视角方面,梨视频UGC拍客短视频主要有限知视角的编辑策略、内视角的普遍运用、单一视角的意见呈现以及第一人称的真实感受几种类型。

音效·细节·故事——纪录片《大国外交》的表现艺术浅析

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是向党的十九大献礼的重要电视作品。该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近年来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一系列外交实践活动,具有高超的表现艺术,在音效的运用、细节的挖掘、故事元素的引入等方面颇有过人之处,极大地增强了传播效果。

论2020年网络悬疑剧人物形象塑造的新变

在2020年热播的网络悬疑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剧集聚焦的人物类型由警界精英转向普通百姓;核心人物由个体转向群体,重在呈现人物群像,从多个角度讲述故事;主角的色彩相对弱化,人物塑造的手法也突破了脸谱化"破案高手"的设定,更加注重复杂的人性,更加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网络悬疑剧的新变,反映了影视创作的平民意识增强,具有重塑社会议题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从小说到剧本的成功转型——略论《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能够引发全民追剧热潮,离不开一个好剧本。编剧周梅森对原著主要进行了如下改编:增加了大量的生活性剧情,并穿插到查案的情节中,使叙事节奏有张有驰;增添或修改了部分细节,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合理;在一些关键场景中,对人物的对白进行精心打磨或重新设计,为演员的精彩表演奠定了基础。这些改编适应了小说与电视剧在传播媒介、表现手段等方面的差异,其经验和技巧值得借鉴。

“小李杜”与“贺周”——诗词发展中的“异代同构”及其文化动因

贺铸、周邦彦并称"贺周",是北宋末期成就最高的两位词人。这一组合与晚唐诗人"小李杜"前后对应,在生平、家世、诗词的艺术风貌和文学史地位等方面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产生,与他们在中唐到北宋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是多种文化因素交集冲突的结果。封建社会后期的"士大夫文化"在从中唐到北宋的发展中出现了贞元至元和、庆历至元祐两个高潮期,"小李杜"和"贺周"分别处于这两个文化高潮转入低潮的时段。当时的诗词创作,分别面临着前期的"士族文化"、后期的"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三者混杂交错的复杂生态,而他们在其中皆做出了相似的审美选择。

词体的唐宋之辨：一个被冷落的词学论题

词体的唐宋之辨发端于北宋后期,明末清初之际曾一度成为词论中的一个热点话题。近代以来,对它的关注减少,在当今学界更处于一种被冷落的状态。词体唐宋之辨的核心问题是"唐词"与"宋词"在审美特征上的差异,它们在这方面近似于唐宋诗之别,即:内容上",唐词"主"情"而"宋词"主"意";技巧上,"唐词"重自然而"宋词"见人工;语言风格上",唐词"含蓄而"宋词"发露。词体唐宋之辨这一论题,对于词史、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均有一定意义。

重评胡适的唐宋词分期“三段论”

唐宋词分期是词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却又众说纷纭的基础性课题,在这方面,胡适首创的“三段论”为20世纪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他在《词选·序》中,把词从晚唐至元初的演变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三个阶段：“苏东坡以前，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