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考察

在一部分史学著作中,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主世家和豪族混同起来,称为“世家豪族”,或者视豪族为身分性地主,甚至将豪族同门阀加以联系,曰“豪强门阀”.这是值得商确的.地主世家和豪族,虽然从共性而言都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但以二者存在的个性而论则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区分之所以必要,不只是为了弄清阶层概念,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阶层关系和门阀统治以科学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封建性统治的发展和历史影响进行估量.本文对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略作考察,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这种分析和估量.

论谢安

谢安(320—385),是东晋时期与王导齐名的宰相。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王导、谢安,皆社稷之臣也。”谢安善于处理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稳定政局,使南方经济得到继续发展,特别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更显示了杰出的才干。史家说他是东晋“赖之以晏安者”,并非全是溢美之词。同时,还赞誉他有胜于王导。谢安的活动,对东晋中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

论宇文泰改革西魏吏治兵制的历史时效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民族大融合两股潮流的交织发展,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在两大历史潮流波浪式的前进中,涌现出一批开拓奋进的杰出人物.北周太祖宇文泰(507年——556年)就是一位.他三十余年戎马奔波,占据关中,奠定北方统一基础;励精图治,锐志改革,恢复保护小农经济,安定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改革西魏吏治和兵制,不仅为北周王朝的兴起和统一北方开拓了道路。

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欲的两重性

司马炎建立的西晋王朝,由于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只延续五十三年就覆灭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中,是短促的,仅次于秦、隋两个朝代.本文拟从西晋王朝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欲来探索其速亡的所在.一秦、晋、隋三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虽然处在不同时期,但就速亡的原因而论,却有一个共同性的特点,即统治集团贪欲的恶性膨胀及其政策的破坏性.但是,剥削阶级的贪欲应该说具有两重性,即促进历史的发展和阻碍历史的前进。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是封建社会最尖锐、最激烈的历史冲突,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国内战争,其根源、特点、影响都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社会根本矛盾中去考察和挖掘。因此,研究农民的反封建史就必要具体考察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关系史、阶级结构史、政权政策史,

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述论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南北朝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位二十余年(公元471—499),史称:“听览政事,莫木从善如流”,“恒恩所以济益”太和年间,他厉行改革:颁布均田令、改革租庸调、厘定官制、迁都洛阳,政绩卓然。他的改革,既缓和了民族矛盾,恢复和发展了中原的社会经济,也加速了鲜卑拓跋部本身的社会进步,对历史复归统一,隋唐时代的繁荣,中国封建社会由上半期向下半期转变,起了促进作用。然而,历来对孝文帝改革的论述,较少涉及其法制方面,本文拟作探索,企求教正。 一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先着手于立法。立法务求简明、宽疏,对于前代沿袭下来的残刑酷法,则予以废除、减轻。现述论如下:

读《六朝经济史》

读《六朝经济史》简修炜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六朝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一是由于在古代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史上，六朝３００多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此间制止了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起伏性和曲折性，进入到稳定、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后来资本主义...

再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一、民族性与农民的反封建性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之所以呈现复杂多变的图景,一是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在激烈运动,而且社会主要矛盾几度发生易位的情况;二是社会关系复杂,并互相交织,形成四大社会关系特点: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与宗教性。因此,既有等级性与宗法性紧密结合所形成的门阀统治、门阀制度,以纽带的形式严重束缚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

周武帝述论

北周武帝字文邕(公元543—578年)是南北朝后期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杰出的君主。他在亲政的短短几年,利用魏晋以来多民族国家发展新阶段业已出现的历史条件,继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在北方实行“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的治国方针,继续改革,加强集权统治,加速民族融合和同化,推进统一事业,为中国重新出现统一局面,为隋唐时期的繁荣昌盛起了积极的准备作用。对于这样一位有作为有贡献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应当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试论西晋末年李特、李流领导的流民暴动的性质

西晋末年李特、李流领导的流民暴动的性质,多数同志认为是农民起义,是阶级斗争,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说:“李特率领的入蜀流民是农民起义”,“(?)人李氏虽然是略阳大姓,领导这次暴动的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秦、雍六郡大姓分子,但是并不改变这次斗争的性质。即阶级斗争的性质。”甚至还有的同志把李特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成汉政权说成是农民政权、农民的武装割据。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从入蜀流民的阶级关系,在宗法封建性土豪劣绅领导下流民运动的非阶级斗争道路,以及流民暴动的性质三方面来论述,提出对这次暴动性质的不同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李自成起义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革命始终是围绕着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均平而展开,而这种平等的要求归根到底反映了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的革命是土地革命,其深刻原因主要是封建社会乃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因此,当农民战争把对土地的要求以纲领、口号的形式鲜明地写在战旗上的时候,也就表示了旧式农民革命最高峰的到来.但是,作为小生产者和私有者的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包括土地在内的经济平均主义变为制度.无法真正实现“均田”这一理想,这其中的因由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历史的局限”.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是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而非太平天国革命.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与旧式的农民起义已有了诸多的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民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多少少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观念;其用基于一神教宇宙观的拜上帝会去进行革命准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与旧式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点燃群众造反情绪大不一样;更主要的是它把”平分土地”的要求制度化为《天朝田亩制度》,这就不是旧式农民起义所能达到的高度，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的先声。本文拟从讨论农民战争的阶段入手，具体论述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

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地主封建制发展较为曲折的阶段。它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图景,具有多样性的历史特点。一是宗法性,无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劳动者的严格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社会权力分配的门阀制度,都深深地打下了它的印迹,地主世家和豪族就是这一特性的阶级体现。二是民族性,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有矛盾、斗争和融合。三是宗教性,由于佛教兴盛,出现了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另一翼,即寺院经济和寺院地主。宗法性和民族性的历史特点,史学界多有论述;对于宗教性所产生的影响,则论述不多。本文拟作探索,以求教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者阶层结构的特点

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者内部的阶层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由秦汉时期比较明晰、简单的状态,转变为较为混乱、纷杂的状态.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劳动者阶层内部多层次、多样性状况形成的原因等问题略作考察和分析.一、劳动者身份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对于阶级社会的阶层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很多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的阶级社会.

南北朝时期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

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至六世纪尤其如此.一是由于它成为封建地主经济的重要成分,构成地主经济的另一翼;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以及城市工商业经济构成三种私有经济成分.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之间有着不少共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同样受着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寺院地主经济毕竟是整个地主经济中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成分,因而又有别于世俗地主经济.近年来,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重视,一些学者把宗教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索.然而,系统地将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加以比较,进而揭示寺院地主经济的独特个性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曾在《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一文中,阐述了我们的看法.现再作此文,拟从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二者产生的社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各自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特点等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

近来,在东晋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新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征服战争”,而是“兼并统一战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前秦方面,而不是在东晋方面。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今提出来,请予指正。一、关于战争的“民族性”“兼并统一战争”论者说:淝水之战“不是以氏族对汉族进行‘种族奴役’为目的的民族侵略战争”,“就战争的实质而言,乃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在一些著作中赋予以民族战争的性质,纳入侵略反侵略的框框,这是值得商榷的。”又说,在战争中东晋只是“

诸葛亮北伐略析

北伐曹魏是蜀国对外的战略总目标,也是诸葛亮苦心孤诣希冀的宏大政治抱负.对此,史家虽时有涉笔,然而却多持贬论.笔者对论者一些提法,难以苟同,现作略析,祈望识家教正. 一、与北伐相联系的战略决策——《隆中对》列宁说过,“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佛二教比较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激烈运动,大小战争连绵不绝,南北政权对峙和急剧更替,以致“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四方嗷嗷,危殆天下,人民悉不安居”。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苦难,正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适宜的土壤;世俗社会的黑暗,恰为宗教的传播和兴盛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因此,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域外传入的佛教皆乘时而兴,竞相以各自的教义与活动方式施加影响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从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法性、等级性、民族性特点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宗教性的历史特点。但在这一时期,道、佛二教并非相安无争、并驾齐驱,而是互争雄长。尽管道教与佛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互有消长,道教也曾一度占过上风,但从总体看,佛教在宗教世界的竞争中,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得到了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甚至在较长时期内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生土长、占有地利优势的道教,却不敌域外传入、根基尚浅的佛教?答案只能从它们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程度上的差异去探寻,而道、佛二教适应社会需求的程度,归根结底又是由各自的内部结构和特点所决定的。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几个问题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的范围,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它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三个依次更迭的社会阶段,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史和人与自然的斗争史。而其中的封建社会史,如果从西周算起(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一个至今聚讼未决的问题,众说纷纭,西周封建说只是其中之一种),至1840年鸦片战争止,绵延了近三千年,其间又经历了领主封建制和地主封建制两个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史中极为辉煌的发展时期,无论在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方面,都曾创造过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了共同学习和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就下述诸问题谈一点看法。一。

论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陈寅恪在考据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他又受到新思潮以及在国外从事研究经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