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葛洪的生命情调及美学追求

葛洪以"朴"命名其子书,并在《抱朴子》中透露出"朴"的生命情调与美学追求。这一内涵透过三重分解,由野朴-自然、敦朴-自我(生命)、玄朴-自由这三对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的审美旨趣构成。自然、自我与自由的混全整一,价值在于理解自我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从而实现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

敬让:葛洪的治世理路——兼论葛洪之于儒学的意义

魏晋之思想,是人(个体)的觉醒,与礼法(群体)离异。情与礼矛盾之失衡,是葛洪治世思路的着力点。其思考的问题是,在认同个体价值的前提下,个体如何在群体生活?如何避免与社会规范、秩序的冲突和矛盾?于时礼废之俗,继续强化"称情而直往",无异于饮鸩止渴。因而葛洪提出,缘礼以制情,以"敬让"作为礼法之原则,并由此形成合理的束缚和制约关系。这既是群体外化之规则、规范,同时也是立足于个体内在自立的精神力量的。这股以葛洪为代表的复归思潮之努力,显示了儒学于社会巩固、人心陶冶的现实作用。

葛洪劝学思想及渊源探析

面临世道多难、儒教沦丧,葛洪劝学治世。其劝学思想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学"的本质入手,葛洪界定"学"为"乐之自然",试图将其从功利行为中释放,还原其本然之乐;其次,从"学"的内容上,建立"学"与德性、生命关联,明确作为人性之学的价值内涵;最后,从"学"的工夫上讲,强调"为学"并不仅仅是口耳之诵,而是"渐染"的身心修养之学。葛洪劝学思想的形成,与先秦的重学思想特别是荀子思想,以及晋世的社会生态有关。

郭熙山水画美学风格探析

郭熙是北宋杰出的画家,他的山水画造诣颇高,其艺术成就深为后代文人学士所称赞。纵观其艺术风格,最出色的为以下三点: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

葛洪的义利观

两晋之时,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儒学的凋敝,传统的义利观受到挑战。在这样的困境中,葛洪试图对义利问题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葛洪首先从时和命的语境中展开对义利问题的探讨,意图为此增添宿命的色彩;其次,在唯"义"的隐藏前提下形成"义高于利"理论内核;最后,提出理想生活的终极追求:孔颜乐处。

骊黄牝牡之外——论宋代山水画之转折

宋代山水画走向成熟和高峰,也隐含着一种重要的转折。宋之前,中国传统山水画侧重在"形似"的努力,属"画学";而宋之后,这一要求发生了变化,侧重在"求于骊黄牝牡之外",属"美学"。这种审美趣味的变化是一种重要的开拓,对于中国山水画影响至深。

《抱朴子》美学思想评析

魏晋时代是美学思想鼎盛的时期。当人们把多数的目光聚焦于《论衡》、《典论》、《文赋》等倍受后世瞩目的著作时,却往往忽略了同处于这一时代的葛洪的代表作品《抱朴子》。从美学鉴赏的角度来说,《抱朴子》是一部非常有影响有价值的美学著作,尤其是《外篇》。葛洪的美学思想上承《淮南子》、《论衡》,下启《文心雕龙》,在魏晋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及意义。他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谈美,二是谈文学作品中的美。这两大部分实质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对于后者有着指导性的意义,而后者作为具体实践的例子印证了前者。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这两大方面分别独立论述,并非完全隔离之意。

《抱朴子》美学思想研究

魏晋时代是美学思想鼎盛的时期。当人们把多数的目光聚焦于《论衡》、《典论》、《文赋》等倍受后世瞩目的著作时,却往往忽略了同处于这一时代的葛洪的代表作品《抱朴子》。从美学鉴赏的角度来说,《抱朴子》是一部非常有影响有价值的美学著作,尤其是《外篇》。葛洪的美学思想上承《淮南子》、《论衡》,下启《文心雕龙》,在魏晋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及意义。

社会工作理论视角下的高校贫困生就业工作的思考——以佛山市高校为例

优势理论与系统理论都是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理论。在贫困生就业工作中,两种理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前者注重案主的内在潜能,后者注重案主外在环境的整体状况。因此,优势视角和系统视角的共同介入有利于综合解决佛山高校贫困生的就业问题。

“品”与六朝审美精神的自觉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包括姚最的《续画品》）、庾肩吾的《书品》，作为诗、书、画的第一“品”，皆成书于六朝梁代之后。这绝非偶然。“品”包含“品评”之意是本身语义演变的结果，这与六朝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品评鉴赏风气的盛行不可分割。

从德性到审美--论葛洪与六朝隐逸文化的内涵流变

成型于先秦的隐逸文化,经历秦汉到魏晋,其精神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早期与隐逸相关的记载,蕴含一种政治性质,无论是吕尚以隐者身份得遇文王擢升,亦或是伯夷、叔齐等因政局.变动而归隐,隐逸叙事都离不开政治性的内容框架。同时,隐逸行为被赋予“高尚”的道德评价,《周易》有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晋书·隐逸列传》“美其高尚之德”:西晋皇甫谧更以《高士传》为其隐士传记命名,都以隐逸为“合乎道义”的行为,隐士亦以“隐”作为一种道德境界的追求。

利欲观的转向:“恶”与“私”的规定性——以葛洪为中心的考察

从先秦的义利之辨到宋明的理欲之争,如何对待利欲问题始终是儒学关涉人类生活的焦点话题。作为六朝儒学代表的葛洪对利欲思想的关注与先秦儒家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其对"欲"界划了"恶"与"私"的规定性,这奠定了宋明儒家对理欲关系阐释的逻辑前提和基础。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契机,乃是当时的社会生态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