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戏曲教育中“口传心授”的现代转换

自古以来,“口传心授”始终是中国戏曲主要的传承方式。无论是入门基训,还是高层次的点拨,这种教育方式均有独到的方法和要求。由于和戏曲的艺术规律相契合,与梨园界的演艺生态、运作机制相匹配,看似原始、低效的“口传心授”式教学却培养了大量卓越的人才。当下,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普及,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然而,戏曲教育的改革不能盲从、冒进,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有选择、渐进式地推进。慕课及虚拟仿真等科技手段只能部分实现“口传”的功能,无法彻底替代“心授”。

论婺剧流派新生的可能性与发展路径

流派不仅是表演者个人艺术风格的彰显,也是戏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生成和流传需借助以演员为核心的戏班体制,也倚仗由受众、媒介、传人等因素所构成的特定文艺生态。基于此,婺剧尽管有悠久的历史、鲜明的地域特征,一些优秀的艺术家也不乏自己的表演风格,但当下仍不具备流派新生的条件。

探析中国戏剧两种走向之整合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审美价值究竟偏向于文学性还是剧场性,其功能究竟是重启蒙还是重娱乐,这历来是争议不休、难有定论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中国一些戏剧学专家依然因为各自侧重点的不同,从而看到了当代中国戏剧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走向。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戏剧进行分析,发现这两种走向其实并不矛盾,相反是整合。当今,在中国戏剧创作中文学与舞台、启蒙与娱乐间对立、偏废的现象正逐渐消淡,二者的融合与统一日益成为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

之江文化在演艺中的展现和意义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文化离不开自然风物的滋养。作为杭州的母亲河,钱塘江千百年来奔流不止,孕育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也为各种文艺创作、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表演的直观性、娱乐性,钱塘江文化又借助演艺产业得到很好的推广、传播。近年来,随着文化品牌的凸显,以钱塘江为主题、素材的演艺作品数量较多,其中不乏荣获奖项、较具影响的佳作。总结这些作品既有的创作经验,进一步挖掘钱塘江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对于打造文艺精品、繁荣地域文化、推动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均有显著的意义。

一江春水向东流 诗文雅艺由此生

水乃生命之源，逐水而迁、临水聚居，自古就是人类生存之所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两岸风光绮丽、资源丰富，孕育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唐宋以来，丰饶之地经济繁荣、人口集聚。文教因此得以迅速发展，仅海宁地区历史上就曾出进士366人。这无疑又为各种创作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才保证。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调查与研究

本文根据对南京的侵华日军近 4 0家慰安所遗址及其相关的中、日、韩档案史料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论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由来、途径与各慰安所的分布、活动情况 ,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及其给中、韩、日妇女带来的灾难。

谈曲艺的传统与时尚

曲艺的历史悠久、类型众多,是过去中国民众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较之于昔日的辉煌,今天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已逐渐呈式微趋势。除了相声、评书、苏州评弹等曲种尚存一些明星,能凭借商演来盈利外,不少曲种面临演技老套、作品陈旧、观众老龄化、市场菱缩、后继乏人等困境。基于此,继承与创新、传统与时尚、主流与个性之间的两难快择,再次摆在了曲艺人的面前,这也是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所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论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戏曲教育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构成一种特殊的演艺生态:一方面社会动荡给艺术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日伪利用文艺、民众心态变化、娱乐畸形兴盛等因素又为舞台艺术的编演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这种生态环境的作用下,沦陷区的戏曲教育并未衰亡殆尽,相反无论是传统的科班、新式学校,还是手把徒弟均有所发展。这既是当时戏曲市场需求的真实反映,更为日后剧艺的繁荣奠定基础。

对戏曲“政府奖”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

政府奖是中国戏曲评价机制的组成部分,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国有专业院团的体制密切相关。当前,大多数地方戏的演出市场不景气,部分剧种甚至濒临消亡,专业院团基本是在主流评价维度的作用下进行艺术生产。其从业人员的职称晋升、收入多少也与评奖活动紧密关联。因此,政府奖及其运作机制固然是导致如今戏曲评价维度单一化的重要原因,削减奖项也可以防止腐败因素滋生,促进剧目创作多样化,但在评价机制尚不健全、戏曲市场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策的推进必须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否则矫枉过正的改革将加剧艺术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传统戏曲的保护和振兴。

钱塘江对浙江文艺的孕育和滋养

本文主要致力于探讨钱塘江这一自然因素对浙江文艺发展的影响。通过对浙江地区诗词、书画、演艺等各种文艺形式的历史梳理,并结合钱塘江的实际功能,及其流域多元、锦绣的自然景观进行对照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水系不仅为浙江文艺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各地艺术交流、观演的渠道、平台,更是文艺创作素材和灵感的来源。

论当下戏曲创作中的改编现象

改编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方式,但当下戏曲编演中盲目、粗暴改编的现象却是戏曲衰亡的征兆,是不合理演艺生态中艺术生产无序、混乱的结果,其使得戏曲编演越来越脱离观众的审美取向,偏离戏曲的艺术本体。在如今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改变不合理的编演体制,整合多方面力量进行艺术的探索和变革,才是戏曲振兴和发展的前提。

创作主体变化与戏曲的单一化走向

当下在我国的戏曲创作中,剧目题材和剧种风格的单一化、雷同化趋势严重,逐渐成为了阻碍剧艺发展的核心症结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戏曲受众审美取向和观赏需求的改变,而是由演艺生态决定下的创作主体的变化所致。戏曲创作主体的变化也并非始于当前,相反有其历史的根源。因此,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对院团体制进行改革,对文艺创作导向进行纠正,建立充分体现艺术规律的经营管理体制,强调创作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避免概念化、简单化,从而推进我国戏曲发展。

浙江重商习俗与表演艺术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浙江地区重商习俗的历史梳理,并分析表演艺术本身的特征和运作机制,借此展开对二者关系的深入探讨,认为重商习俗不仅为当地表演艺术的诞生、成熟和繁荣提供了优越的外在环境,而且直接影响到了艺术的创作、表现、传承、评价标准、配套服务等各个方面,其十分切合曲艺、戏曲等演艺行业的运作规律,因而具有推动浙江表演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抗战时期日伪对戏曲的控制和利用

抗战时期,日伪在沦陷区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戏曲的控制和利用。尽管当地的文艺生态因此发生较大的变化,戏曲的正常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这种粗暴、强迫式的文化侵略不仅激起中国民众的普遍反感和抵制,也没有彻底摧毁以商业化为特点的戏曲运作机制。今天,我们在铭记那段屈辱历史的同时,更应警惕以市场竞争为手段的文化渗透对传统艺术的损害。

话剧民族化的回顾与思考

当今学术界对话剧民族化存在一种狭隘和功利的理解,认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主要是基于一种救亡图存的实践目的。但梳理中国戏剧史,民族化事实上不仅贯穿我国话剧发展始终,而且其外沿很广。深入分析其发生原因、形式方法以及在当今话剧创作中的表现,既对话剧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对当下我国的戏剧创作提供借鉴。

演与不演皆抗日——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戏曲艺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日寇全面侵华的序幕，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相继陷落．成为沦陷区，面对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沦陷区的许多爱国志士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爱国的戏曲艺人们也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以自己特殊的形式．同样在为我国的救亡图存而不断努力。

浅论梅尚程“疯”戏

“梅、程、荀、尚”四大名旦是公认的京剧大师，他们自上世纪20年代始便一改以往生行居先的传统，在互竞互争中不断改革创新，推动了又一个京剧颠峰时期的到来。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仅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资料。他们三人虽风格大相径庭，但巧合的是却都留下了一段“疯戏”。在此不妨仔细分析他们所演绎的三种‘疯’。

金库的钥匙打开了什么锁?——浅析话剧《立秋》对悲剧性的逃离

《立秋》是当下较有影响的一出话剧。然而,在一种典型的正剧模式的影响下,该剧在剧情安排和角色设计中,明显存在置换主题、淡化悲剧性的现象。通过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和思考,本文认为:正剧并不是一种优秀的戏剧文体。因为,它往往服务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丧失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其在艺术性上难以企及悲剧和喜剧的高度。

考量中国近代京剧发展缘由

我国戏曲界历来以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作为京剧萌芽的标志,以1840年(道光二十年)作为京剧正式诞生的年代.然而这两个时间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同样有其重要的意义--前者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后者为中国近代史的正式开端.因此可以说:京剧是伴随着我国封建制的衰落而萌芽的,同时又是伴随着我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诞生的.

论苏州评弹的“同颜”技巧

在江南,人们欣赏苏州评弹俗称为“听书”。由故事所构成的“书”在这门江湖营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艺人在书目创作时经常会设置两个长相一样的角色,借此营造舞台效果。较之于其他传统的演艺形式,这种“同颜”技巧被说书人运用得格外频繁、娴熟,近乎构成了评弹独到的特征和趣味,贯穿于创作、表演的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