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钟节奏对《周颂》诗体风格的影响

《诗经》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其四言诗高度发达的文学现象与周代的雅乐制度密切相关,而乐悬编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颂》篇幅短小、不分章节、多不押韵等诗体风格的形成就受到了当时编钟制度的深刻影响。

我国上古诗、乐、舞关系考论

我国上古诗、乐、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古代乐舞彩陶纹饰和原始岩画、现代原始民族的田野考察、先秦的出土乐器、先秦乐器的音程关系、甲骨文等研究资料,并结合传统文献,可以进一步确定,在我国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是密切结合,浑然一体的,这一传传统直到周代仍然沿存,并在《诗经》文本中有所反映。

孔子与鲁乐本及《诗经》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本文认为《诗经》是孔子以鲁国乐本为底本,在授徒过程中经过逐渐编选,最终成为《诗三百》的。

论编钟和乐舞对《诗经》四言诗体的影响

《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也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诗经》诗体风格的形成与青铜编钟的音乐节奏以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音乐体制密切相关。

尚智以建功立业,崇力以快意恩仇——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同的英雄观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但二书中的英雄形象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三国演义》崇尚的是智谋,书中所着力刻画的是那些睿智善谋,运筹帷幄的英雄人物;《水浒传》崇尚的是勇力,书中极力渲染的是那种豪侠勇猛,快意恩仇的英雄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是艺术创作繁富的时代。众多的文学家、文论家在长期的艺术创作中不断总结积淀,在文艺创作的发生、文艺创作的心态、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想象等方面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言说。充分汲取其中的精华,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指导当代的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佛教对韦应物隐逸思想的影响

韦应物是唐代中期的一位著名诗人,诗风清淡,有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其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关,其中佛教对其隐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谈韦应物诗风中的隐逸情结

由于受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韦应物具有浓郁的隐逸情结。大历十四年(779)韦应物称疾辞官，寓居于鄂县西郊之善福精舍。(据陶敏《韦应物生平新考》20)一文考证，韦应物于大历十四年(779)四月辞官，直至建中二年(781)四月除尚书比部员外郎)(注释1)在这一段时间里，韦应物过着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写下了许多闲逸诗，描写山林之美，抒发闲居逸趣，交游僧道，游赏山林，无忧无虑。

商代祭祖祷祝活动与祭祖诗

商代巫风盛行,祭祖活动特别发达,商代祭祖礼中的祝告之祭是商代重要的祭祀活动,祷祝作为商代重要的祭祀活动和祭祀方式,主要分为祝告和册告两种主要方式。商代祭祖礼中的祷祝活动是商代祭祖诗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商代祭祖诗可能就产生于祭祖礼中的祷祝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