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

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 ,发现其言行相顾 ,《家礼》的规定基本上在其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实现 ,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 ,朱熹的一些行为也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

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

蒙文通本为现代杰出的四川学者,却与南宋浙东史学有着罕见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对南宋浙东史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从中领悟史学的真谛,促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飞跃性进展,进而将之树为治史的“轨范”,从而对其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吕本中《官箴》出自《童蒙训》原本考

宋人吕本中（1084-1145）著有《官箴》一卷，“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固有官者之龟鉴也”，长期为人所重。但其书如何形成，历来不甚了然。清代四库馆臣即有疑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九载：

论苏氏蜀学衰隐的原因

论苏氏蜀学衰隐的原因粟品孝无疑，宋代眉山苏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首先是大文学家，以其卓尔不群的文章议论知名当世，彪炳史册。但他们同时又是大思想家，受儒学复兴运动和三教加速融合的时代浪潮所裹挟，疑经惑传，谈性说理，形成著名的苏氏蜀学。有学者曾作如...

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

宋朝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四川在宋朝属于"阻远险恶"的地区,特别是全国政治重心在宋朝东移后,其距离京畿地区更为遥远,加大了朝廷的统治难度;二是四川经济在五代前后蜀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号为优裕",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地位更加突出;三是四川位居长江上游,虽远在西南,却具有牵制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南宋四川地区长期直接地面对金朝和蒙古的猛烈进攻,四川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朝廷不得不高度重视四川而施以特殊的统治。

宋代三苏的史论

宋代三苏文史兼长,史论作品极为丰富。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主要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两部分,前者以观风察势为核心,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后者以苏洵的经史观、苏轼的正统论和苏辙评论《史记》最有名。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试论“洛蜀会同”

洛学和苏氏蜀学（简称苏学）是崛起于北宋中期的两大学术流派，因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而导致了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即洛蜀党争。党争之后，二学继续相斗，并在南宋中期达到高潮，其标志就是以洛学为衣钵的朱熹做《杂学辨》，力攻苏学。伴随斗争的同时，二学也在逐渐地融合，尤以刘光祖、李壁、李埴、魏了翁等人为代表，其表现形式是，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取

朱熹对待苏轼学术的态度， 是理学与非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表现。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 对非理学流派的苏轼学术进行了全面、深入和激烈的批评， 目的是要扼制苏学势力、专树理学一统。这是朱熹之于苏学的主要态度。但朱熹又能认识到苏学的某些内容符合理学发展， 因而在其“集大成”的学术构建中，对苏学作了较多选择性的吸取， 从而较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理学体系。这一相反又相成的态度充分说明，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主要是对立关系， 但又有统一性， 后者尤其值得今日研究者注意。

斯文未绝: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教育

南宋晚期,四川长期遭受蒙古(元)军队攻掠,残毁严重,一些记载不免给人以斯文不存之感。但梳理有关文献可以发现,在山城防御体系的有力保护下,四川地区不但延续了之前的一些州县官学、重修了毁坏的书院,还富有创造性地建立起山城学校这一崭新的教育形式,因地制宜地开展教学活动。这些学校展现出较强的活力,如新的全蜀文化教育中心即重庆府学既蒙皇帝赐字,又得资州博雅堂珍贵汉碑的充实;已在四川长期传承的理学也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扩大传播,朱熹再传弟子阳枋和他主教的涪州北岩书院尤为活跃。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南宋抗蒙重臣朱禩孙生平考

朱禩孙是南宋晚期的抗元重臣,很有才干和作为,因最后战败降元,又受到宋元双方朝廷的重责,史书无传,诗文亡佚,因而在历史上长期'失语'。本文经过梳理考证,确认朱禩孙是阆州(治今四川阆中)人,在四川、京湖和江淮三大战区以及南方的广西战场均曾任责一方,活跃非常,最后在自杀未果的情况下被迫叛宋降元。对朱禩孙生平及相关人事的考察,有助于对南宋晚期历史、元史和地方史的深入研究。

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

宋代蜀人张唐英以撰著《蜀梼杌》等史书而见称于当代后世,本文对关涉其生平与著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考论,认为:张唐英确为蜀州新津人,所谓"双流人"的记载有误;其生卒年应依据其弟张商英所撰《宁魂辞》,定为1026—1068年,而不是其墓志铭所记的1029—1071年;其进士及第之年也不是其墓志铭所述的庆历三年(1043),而应是皇祐元年(1049);在其著作中,《仁宗君臣政要》在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纂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唐史发潜》的史论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谓的"多较庸常",而是很有独到之处,是充分显示张唐英"有史才"的佳作。

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江州周氏宗族是指宋儒周敦颐定居江州之后的族人,他们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多次迁徙。两宋之交的战乱对其打击巨大,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六子中五子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约在南宋中期卒葬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兴裔长子周昺续任常熟县尉,遂家于此,兴裔后被尊为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留居江州的周子次子周焘一系在南宋晚期再有迁徙,其中周子五世孙周洵携全家返回道州;续居江州的周子后裔则在元朝末年受到兵乱冲击而散走他方,其中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避居江州瑞昌县。至明代中期,道州的周洵后人周伦(周子十三世孙)又迁回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并与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共续濂溪血脉。而迁至常熟的周昺一系,从宋末元初的周才(周子七世孙)到明朝后期的周与爵(周子十七世孙)一辈,历时数百年,先后有族人迁居吴县县城和长洲县城,实际均在苏州城内移徙。

中国古代清白文化管窥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和内容丰富的清白文化传统,其中北宋赵抃与清白江、西汉杨震与清白吏、北宋范仲淹与清白堂的故事非常典型。文章围绕这些事例对中国古代的清白文化作了初步论述,认为我国历来重视清白做人、清白传家和清白为官,这一绵延不断的传统深刻地塑造了我国的历史文化面貌,对东亚其他国家如朝鲜也有重要影响。认真清理这一传统并加以科学研究,有助于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入认识和创造性运用。

周敦颐与北宋蜀地学者的交往——附周敦颐佚诗三首

周敦颐在北宋中期入蜀为合州判官,与一批蜀地学者交游往来。这些学者包括其同事和属僚、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及其姻亲共三类。周氏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讲论,丰富了当时蜀学的内涵,也成为后来四川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末附周敦颐佚诗三首,或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刘光祖家世考

刘光祖是南宋道学诤臣、蜀中奇士。本文对其上至六世祖、下至曾孙的家世情况进行了梳理辨析 ,发现刘光祖出自诗书名门、科举著族和官宦之家 ,具有良好的家世背景 ,但其后辈不能光大家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