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合约特征与公司现金持有

为揭示现金持有是否存在代理成本及高管股权激励合约的影响效应,对我国沪深A股2009-2013年上市公司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现金尤其超额现金具有减持作用,合约中设置股票期权与行权约束以及持续激励的公司表现出了增强效应,但有效期和激励强度的增效作用并不显著;股权激励计划对低投资机会和低融资约束公司现金的减持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主要是通过抑制过度投资和超额在职消费对现金持有的增持效应。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存在代理成本,股权激励计划能够发挥一定的抑制效应,为公司现金管理和股权激励合约设计提供了启示。

机构网络、高管薪酬与治理效应--对我国机构投资者治理模式的发现

文章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采用网络中心度表征机构治理能力,通过其对高管薪酬的治理效应分析,揭示机构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特征。以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和机构持股特征后,机构网络中心度越大,高管货币薪酬水平越高,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能性增大,但薪酬业绩敏感程度总体上呈现降低的趋势。进一步发现,机构网络中心度和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并不显著;社会网络中心度大的机构倾向于推动实施低融资杠杆、高资本支出、低研发投资以及高现金股利的公司财务政策;不同产权性质、投机动机、高管权力和机构持股情境也影响了机构对高管薪酬的治理特征。机构存在依靠提高高管货币薪酬以及推动实施股权激励而实现利益协同效应的治理模式,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与变革外部监管政策提供了启示。

政治关联、债务期限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DIF-GMM与SYS-GMM检验

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政治关联对债务期限和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运用GMM估计结果发现:短期债务提高了债权人的监督能力,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然而却不利于缓解投资不足;政治关联降低了短期债务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但缓解了短期债务对投资不足的不利影响;政治关联类型存在效应差异,"官员型"政治关联的实权效应影响程度较高,而"代表型"和"委员型"政治关联主要谋取公平竞争机会,影响程度相对较弱。研究结论为公司制定债务期限决策、厘清政企关系以及改善信贷机制等提供了启示建议。

公司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一定是低效率吗——基于最优预期法和敏感系数法的比较

运用最优预期法和敏感系数法衡量公司投资效率,并检验了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利用Richardson模型测算预期最优投资,用实际值偏离最优值的残差表征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构建新增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模型,运用门限回归发现不同残差区间系数的变动规律。结果表明,最优预期法和敏感系数法在衡量投资效率时可能得出相悖的结论。最后揭示了投资效率不同衡量方法的构造原理和适用条件,为避免指标和方法选择偏误提供启示。

机构投资者存在选择性信息优势吗?——基于意外信息与无形信息的检验

本文检验了基于意外信息与无形信息的机构信息优势理论,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含有意外信息的股票,机构持股水平低并表现出减持行为,倾向于低不确定性的避险投资;股票无形信息含量多,机构持股水平高并表现出增持行为,倾向于高成长性的价值投资。另一方面,意外信息和无形信息含量越多,股票收益和超额收益越高,机构主要通过高持有和增持无形信息含量高的股票而获取超额收益,但倾向于低持有和减持含有意外信息的股票。通过对成长性、治理机制、股价特征以及过去超额收益的分组检验,机构投资和信息的敏感性特征变化揭示了机构的关注领域。研究结论有利于明晰机构投资行为并为监管机构提供借鉴。

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非对称性——融资约束与高管私利的影响机制

以我国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OLS与系统GMM模型分析发现:公司现金持有具有一阶自回归和均值回复的特征;现金持有向最优水平收敛的部分调整速度为0.533,周期约2年;现金持有调整呈现非对称性,现金持有过度公司的调整速度快于不足的公司。在此基础上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导致现金持有调整的速度更快,高管滥用资金的代理行为导致现金持有降低的速度更快,而高管谋求在职消费与构建商业帝国的动机促使超额现金持有,研究结论为公司现金管理与决策提供了启示。

薪酬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CEO特质的调节作用

针对当前关于高管薪酬激励是否有效的争议热点,引入CEO特质的差异影响,探析货币薪酬对CEO特质的敏感性以及CEO特质在货币薪酬和过度投资关系中的调节效应。以2009—2013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发现:总体上CEO特质和货币薪酬存在关联,表现在年龄、学历和任期与货币薪酬正相关,而性别与薪酬无显著性关系;薪酬激励能够抑制过度投资,CEO学历通过知识效应加强了薪酬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但年龄和任期的代理效应弱化了薪酬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并发现国有公司和两职合一公司薪酬激励对抑制过度投资的无效性。从过度投资角度揭示了CEO特质对薪酬激励效应的作用机制,为合理制定薪酬合约和高管聘任等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