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

将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突出特征之一,因此中国政府施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南北方经济差距也引发广泛关注。利用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以市场力量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消费型第三产业和生产型第三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这种产业结构优势能够将环境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型第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使得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优势产业门类推进迅速。门槛模型分析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地区起抑制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但南方地区强度明显优于北方,这使得南北方经济差距呈放大趋势。因此,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的同时,推动环境改善产生的环境红利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生生不断、绵延持续的历史进程。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应通过刊载最新学术成果、参与并引领认知变迁、推动文化思辨等方式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同时需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向社会各界推广,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内和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挥引领作用,与其他媒体行业形成传播体系的“雁阵格局”,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如何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动因、类型与方向

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地方政府权力架构和施政范围,长期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确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通过各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构成了我国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在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更是积极推动区划调整以加快提高城市经济集聚水平。多重力量推动的行政区划调整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但也出现了诸多负面问题。只有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科学调整行政区划才能推动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

撤县设区VS.切块扩区:地级市扩大市辖区经济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

进行区划调整以扩大市辖区范围旨在促进经济集聚和提升城镇化水平,但其能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还有待检验。从政策实施方式角度将扩大市辖区划分为切块扩区、撤县设区、混合调整三种类型。提出假设认为:切块扩区以促进地级市主城区经济集聚为主要作用机制,撤县设区则是通过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一体化。利用1999～2014年全国地级市的经济数据以及2000～2014年扩大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数据,实证检验了扩大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是扩大市辖区显著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影响会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二是不同的扩大方式对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市管县体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新地级市设立后市辖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水平协同发展,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管县体制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夜间灯光和经济统计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方法评估1993—2007年市管县体制确立过程中新设市辖区的发展绩效。结果显示:第一,市管县体制的确立对新设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市管县改革一方面促使新市辖区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实现了地级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集聚。市管县体制的确立使新地级市政府成为完整的行政主体,其经济发展主动性显著提升,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中等城市化初始集聚过程,形成了产城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这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逻辑。

“多规合一”目前进展存在问题及机制探讨

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存在"多规并存"的现象,各类规划相互冲突,已经影响到我国各地区的区域发展。自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开始推动"多规合一"工作进展,但各项规划从规划编制、技术标准、规划审批、运行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多规合一"的进展路径存在不同意见。目前由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分别组织了不同方式的"多规合一"试点,文章根据现有资料对两种试点进行分析,试图对"多规合一"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举办2019年评刊会暨2020年选题论证会

2019年12月28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召开“《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评刊会暨2020年选题论证会”。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永兵到会致词。来自《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管理世界》《经济管理》《经济评论》《文史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东岳论丛》《理论学刊》等期刊的主编参加会议。会议由《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编辑部主任魏建主持。

高铁站点、空间距离与企业生产率

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幅提高了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但其对微观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还有待详细检验。本文选取"四纵四横"高铁线路和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测度出企业与最近高铁站点的最短直线距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距离高铁站点越近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高,即高铁的开通提高了企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同时,高铁开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就东部地区而言,高铁开通对位于城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要远远小于位于非城区的企业,而对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这间接证明了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企业边际递减效应的差异性;高铁开通对高新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高于传统企业。

战时经济:中共接管时期的上海电价与时局

上海解放后,燃料短缺导致电价暴涨,军管会对市政电价进行调整,并实行电费优待,还酝酿出台"电价划一"政策,以此稳定城市经济。国民党在1950年初对上海实施了最残酷的"二六"轰炸。中共对上海电业的执掌在市政危机中迅速建立起来。在解放初期的城市接管研究中,价格危机和轰炸破坏让上海电业的接管问题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不同于以往立足于接管者视角的历史叙述。

高铁能改善企业资源配置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铁地理数据的微观证据

理论上,高铁开通能缩短企业商务谈判时间,降低信息沟通成本,加快人员和资本等要素流动,从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本文借助双重差分法,将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2008-2012年"四纵四横"高铁开通站点数据匹配2006-2013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企业资源再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上,高铁开通促进了资本要素流动,优化了资本要素在企业间的配置状况,进而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但高铁开通对企业产品市场扭曲没有显著作用。而且,高铁开通对企业资本要素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是区位异质性,相较于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高铁开通更加优化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城市及其周边的企业资本要素配置;二是行业异质性,高铁开通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本要素配置优化作用更强;三是所有制异质性,高铁开通对非国有企业的资本要素配置优化作用更显著。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以企业所在地的平均坡度作为企业是否开通高铁的工具变量,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等方式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乡镇尺度上的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乡镇尺度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猛,但乡镇街道之间在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密度和增长速度等方面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地域差异。②按照不同的分析维度,山东省乡镇街道涵盖了丰富的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其中的2个类型形成了典型的空间分异格局。一类主要聚集在县级以上城市及其周边地域,总体上具有老年人口低占比、高密度、高绝对增长、低相对增长的特点;另一类是主要分布在胶东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沂蒙地区和鲁西地区等4个区域的一般乡镇,大体表现为高占比、低密度、低绝对增长、高相对增长特征。③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动态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更强、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基期老龄化基础对其影响效应不显著,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静态格局的影响却不显著,使得乡镇尺度上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呈现出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