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的实用功能与文化象征

槐树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有赖于其多种实用价值的开发利用。槐树的可燃功能使之成为“改火”之木,并确立了槐树的“阴树”身份。槐叶可以用作防暑之物,食槐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风雅。槐树的药用价值将之提升为仙方灵药,并将槐树引入了神仙境界。作为行道树的槐树则附着了多层政治寓意。宋代以后,在董永遇仙传说中,槐树承载了遇仙、生殖、富贵三层用意。

董永的原型与衍变

董永遇仙故事中的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其实,记载在《汉书》中生活于两汉之间的高昌侯董永,便是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董永因孝闻名于乡里,于光武帝建武二年嗣封为侯。后来,这个史实在民间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造与更新。唐代以后,董永的籍贯从山东千乘,逐渐转移至蔡州(唐)、丹阳(宋)、孝感(明)等地。

论杏花村意象的文化内涵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综观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解读史

二百余年来,关于《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一语,众解纷纭,迄无定说。尤其是20世纪《石头记》脂抄本被发现后,因甲戌本上在此句下有一批语“拆字法”,所以人们在这个“钦定”的指示下,不停地提出“新解”。但因为越解越复杂,越解越离奇,所以也就与作者“原意”愈加疏远。笔者胪列47种成说,经过分析,指出它们的不通之处,同时对研究此句判词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要承认这句判词是让人一望即知的谜语结构;第二,这是凤姐的判词,不必无端引申;第三,作者“原意”已不可知,“新解”可以休矣。

皖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布状况调查

皖江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皖江地区占有重要的比例,但这与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存在还有很大差距。在文化部公布的两批国家级名录中,皖江地区共有11项遗产。在安徽省公布的首批省级名录中,皖江地区有28项。在皖江5市政府公布的首批市级名录中,共有遗产83项。皖江5市中,到2008年7月止,共有7个县公布了各自首批县级遗产名录,共114项。这些名录的发布,对处于零散的、自发的、濒临灭绝状态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挖掘工作;同时,还为下一步有计划地开展保护提供了一份详实可靠的文化地图;另外,在名录调查、公示、公布等环节中,在民众中无疑取得了一种极好的宣传效果,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

樟树意象的文化象征

樟树作为文化符号所遭遇的古冷今热的现象很值得研究。作为自然生长的南方树种,其实用价值表现多多,但是在芬芳比德、植物象征极为盛行的古代,樟树却没能获得应有的文化品质,这与其不幸生长在非政治中心的南方区域且隐居深山幽谷有关。至而今,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樟树已被37个地级市选作市树,其符号价值迅速飙升,而主要的实用价值反而在无意间被忽略了。樟树作为市树确实让城市更美了,不过,它们展示的只是其亮丽的外表。

嫦娥奔月的寓意分析

作者认为嫦娥的现实生活原型是被贬的后妃，被贬的原因应是：色衰、无后、妒忌、盗窃；月宫是幽禁后妃的冷宫；蟾蜍、玉兔等动物，是冷宫中蓄养的宠物，而吴刚则是犯有过失受罚的太监。

“红杏出墙”意象考释——再论古典文学中“墙喻”的阻隔功能

"红杏出墙"是当今世俗生活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俗语,它的意义指向非常明确,即已婚女子婚外情的象征。这个意象首先出现于中晚唐诗歌,诗人先是发现各种事物都有冲破围墙的迹象,后将视角集中到杏花之上。"红杏出墙"经历了"红杏"突破"自然之墙"、"礼教之墙"、"法律之墙"三个阶段。从唐至宋,有许多诗人都描写过"红杏出墙"的意象,到南宋,叶绍翁的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成为一个经典,影响了后来人们对此意象的理解。在唐宋诗词与元明戏曲中,虽然杏花意象逐渐有女性化倾向,但"红杏出墙"仍然只与生命与自由相关,尚未附着已婚女子情感出轨的意义,这一义项的转化是从明清小说的暗示开始的,到了20世纪才演化为一个有明确所指的俗语。从唐宋诗词的诗意创设到近现代的世俗混同,这一意象的意义转换成为传统文化品格降低的一个例证。

《中国古代文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有相当多的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呈现出不容乐观的态势,已引起教师、家长、社会和专家的广泛注意与担忧。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课程的《中国古代文学》,包含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古代文人身上的人文品质主要表现在热爱祖国、关注民生、刻苦学习、清高自律、乐于助人、博雅弘深、开朗通脱、识礼重义、重视亲情、亲和自然等等方面。若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突出并使学生有效吸收这些人文品质,将会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等民族传统文化课程将会成为当代中文系大学生了解历史、认同历史、接通历史、改变现状、优化未来的不可或缺的教学资源。

重审杜牧《清明》诗案

今日的杏花村文化现象都与托名杜牧的《清明》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在唐宋文学中的诗意延伸。据考察,"杏花村"词组在今存唐诗中出现过3次,在宋诗中出现过17次,在宋词中出现过4次;"杏村"在宋诗中出现过3次。这27个杏花村除了南宋方回诗中一个"杏村"是实指外,其余全是虚称,则《清明》之中的"杏花村"也当是虚指。学者从目录学、诗韵学、诗歌风格学等角度曾经怀疑过杜牧对《清明》诗的著作权,此外,若从诗意传承的角度去看,《清明》诗也不可能为杜牧所作,它只能产生于两宋之间。南宋以来的个别词选中录有一首署名北宋宋祁的已经化用了《清明》诗意的词《锦缠道·春游》,但至少有四点理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果。

“沧洲”“沧州”辨

中国古典诗歌中有"沧洲"意象。河北有沧州地名。两者时有混淆,本文辨析之。

试说王维《鸟鸣涧》中的“桂花”

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中的桂花意象究属何指,历来颇受关注。一般有两种解析:一是指代月光,一是实指桂花。有论者谓,指代月光与后句"月出惊山鸟"意象有重复之嫌,若实指桂花则又谓春天不当有桂花开放。又有人别出蹊径,认为此桂花只代表隐逸之志。从王维创作特点和该诗的语境看,实指桂花不合逻辑,代表隐逸之志实属下解,指称月光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不必刻意翻新,以深释浅。

杏花村文学遗产研究

杏花村文学相关文学作品的作者虽然均为历代文士政客,但大多数是生活于民俗境界中的地方文人和地方官员,因此其文学特性表现出更多的民俗性。杏花村文学遗产可以分为两大块,一是历代文学作品中杏花村文学意象的传承,二是历代文人对地理杏花村所在地的吟咏成果及相关民间传说。地理杏花村文学遗产集中在贵池杏花村一地,清代初年至民国初年,先后有两部村志记录了贵池杏花村丰富的文学史料。杏花村文学作品主题集中,来源复杂,作者众多。作品既有传统的诗文,也有流传于杏花村周边的民间传说。这些文学遗产的主要价值体现在文献、认识、传播、美学、民俗等几个方面。

学分制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多元化改革的建议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 ,学分制的实行 ,课时的大量压缩 ,本课程也面临改革。建议将本课程重新分段 ;优化教育内容 ,以专题形式取代通论 ;开设选修课 ,补充与深化教学内容 ;

影视表演的成功范例:“王茜华现象”的启示

近年来活跃于银幕、荧屏的青年演员王茜华异军突起,2004年,她凭自己在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中的出色表演,荣获第24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其实,从事表演艺术多年的王茜华的成功并非偶然,它包含着一系列规律性因素,概括起来便是:厚积薄发式的艺术能力的展示、阳光女性的艺术造型、天赋与机遇的耦合、话剧舞台与戏曲舞台是表演天才的摇篮、没有生活的理想就没有艺术的理想。这些因素对矫正当下影视表演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然王茜华要走的路还很长,她作为性格演员最需要克服的问题是: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走向艺术的更高境地。

青阳腔研究的困境与难题

青阳腔产生四百余年来,青阳腔研究成果丰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但是百年来的研究至而今已陷入困境。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客观原因:研究资料的缺失,第二是主观原因:研究者对资料的漠视、研究者对前人研究结论的重复、研究者学养的不足,第三是现实原因:地方利益干扰下的学术研究。青阳腔研究有五大难题:第一、青阳腔发生的民俗背景研究,第二、青阳腔传播的民俗动力研究,第三、青阳腔留存的民俗内涵研究,第四、青阳腔滚淍艺术研究,第五、青阳腔比较研究,除此五大难题之外,青阳腔研究尚有一些关目也不能忽略。

余姚腔声腔影响论揭破

明代四大声腔中的余姚腔存世材料最少,所以论者难探其究。1942年,傅芸子先生发表《释滚调》一文,对发现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明末万历年间十多种戏曲选本中青阳腔的滚调进行了研读,认为滚调来自于弋阳腔。1950年代,叶德均先生在明末传奇《想当然》所附的《成书杂记》里发现了一条材料,打开了余姚腔影响青阳腔的研究大门。其实,叶先生使用的这条材料不是出自明代,而是出自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而且还是编者从《笠阁批评旧戏目》里摘抄而来。《成书杂记》中"老余姚"一词也非指余姚腔,而是指称明末余姚籍戏曲名家叶宪祖。笔者通过对这条材料的释读,认为余姚腔中有滚调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则余姚腔滚调影响青阳腔形成的说法将不攻自破。

“董永遇仙”故事系统中傅员外形象的叙事分析

"善"与"恶"是对立的,理论而言它不可能体现在一人之身。然而,在"董永遇仙"这一故事系统中,不同叙事者笔下傅员外的形象却呈现出前后完全不同的善与恶的道德对立。透过这一现象,能够发现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强大渗透力与宰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