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变得越发重要。文章在探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8—2021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且这一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耦合协同效应在制造业集聚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且具有异质性;空间效应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文章针对如何提高城市经济韧性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下的新机制与新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分析相关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2—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其间接路径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城市区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集聚模式和行业类型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差异性效果;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周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更强有力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数字经济影响下的制造业集聚:新机制与新证据

基于空间集聚是产业布局中的重要典型化事实,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布局的驱动作用,针对从数字经济催生的新特征角度来分析其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缺乏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3个维度建立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基于我国2011—2019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内在机制,同时对政策、城市等级和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影响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集聚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虚拟集聚与人工智能双重路径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影响,其中虚拟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以集聚力所形成的引力效应为主导;在政策影响异质、城市等级差异以及地理区位区别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平台企业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加深合作,推动制造业“上平台”发展,且不同等级、区位的城市应因时、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管理策略。

交易效率、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海洋经济分工——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区域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海洋产业在空间布局呈现日益集聚化态势。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两个区域两个海洋产业一种生产要素模型,阐释由交易效率所决定的海洋产业集聚和区域海洋经济分工演进关系,探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交易效率变化决定海洋产业集聚影响下的区域海洋经济分工演进;随着交易效率提升促使海洋产业空间分布由对称均衡向集聚均衡转变,导致区域海洋经济表现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完全分工”的阶段性高级化状态。产业集聚既是区域海洋经济分工的形成过程也是影响其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海洋经济分工在提升海洋产业集聚地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缩小了地区间海洋经济的差距。

互联网+背景下的制造业升级:机理及测度

在对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业升级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效果则没有体现出来。基于此,在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的基础上,在不同地区可实施差异性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制造业升级。

服务业集聚、对外开放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我国231个城市的门限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我国231个城市2003-2012年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差异,以对外开放水平作为门限变量构造门限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在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区间内,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不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区间内则具有非常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在这两个区间之间,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非常显著。最后提出建议:主要分布在较低区间的内陆城市需加大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而主要分布在较高区间的沿海城市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要提升本地区服务业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服务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

人力资本、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产业升级——基于不同门槛水平的实证检验

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我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基于门槛回归模型,验证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地区之间市场化水平的差异,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即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增强。而促进作用分不同层次,表现出一定的门槛特征,主要是不同市场化水平对人力资本在产业间配置效率的不同影响。这就要求各地区宜根据各自区情实际对市场化改革深化与人力资本素质提高作出与自身特点相匹配的侧重点选择,以增强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依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通过对2012—2016年中国制造业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整体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水平不断提升,总体发展态势良好。针对2012—2016年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各个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的相关结果,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并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以实施产业错位发展的战略,深入推进“走出去”战略。

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升级吗?——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门限回归检验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FDI效应而实现产业升级,而人力资本状况是这一路径实现的重要保障。采用1998—2013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并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第二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变为并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在提高本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的横向及纵向"耦合"度,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我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效率评价研究——基于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分析

基于SBM模型,测度了1998—2013年我国区域海洋经济的静态技术效率,并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动态分解。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沿海地区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效率,同时要注意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投入,以实现同等投入下更多的产出。

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

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为基础,分析了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由于最初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存在差异,不同产业会向不同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区域分工,进而可以通过区际贸易实现区域分工均衡;由于比较优势的转变,原先适合该产业形成集聚的区域会变得不再适合,从而会引发产业向其他地区扩散与再集聚,这会引起区域分工的进一步演变。以产业集聚与扩散为基础,通过建立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可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变动、地区市场化水平与能源消费

基于中国2000~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度量产业结构变动,在将地区市场化水平纳入分析框架的前提下,采用门槛回归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基于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国沿海地区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外部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对外开放,建立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96个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种因素对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总体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的不同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对于服务业总体和公共性服务业而言,三种因素都是影响其集聚的主要因素;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新经济地理因素是促进其集聚的主要因素,而另外两因素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对于消费性服务业而言,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因素,外部经济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对其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大国效应下中国的雁阵模式产业升级研究——一个基于制造业的理论分析框架

雁阵模式产业升级是推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立足于大国效应,以制造业为例,通过构建基于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的数理模型,得出如下结论:大国效应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动态循环推进雁阵模式产业升级进程,而地区间分工经济的实现提高了雁阵模式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与质量。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依据不同的决策区间,科学选择扶持与调控模式,合理定位其不同角色,从而推进大国效应下的雁阵模式产业升级。

地区区位优势、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海洋经济分异——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的研究

海洋产业集聚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通过将地区区位优势因素引入到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中,研究地区区位优势、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海洋经济分异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伴随着地区区位优势的提高,会吸引海洋产业在该地区形成集聚,且区位优势的提高也会相应提高该地区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高技能劳动力会迁移到该地区,这样采用此类劳动力的海洋产业也会在该地区形成集聚。海洋产业集聚会引发区域海洋经济分异,这就要求经济落后地区要根据其特点提高区位优势,从而实现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

双重政府博弈下的大国海洋产业集聚: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海洋产业集聚是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挥地区海洋产业集聚优势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基于大国的经济分权特征,通过构建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对我国双重政府博弈下的区域海洋产业集聚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在经济利益与政治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使得地区之间海洋产业集聚难以实现合意性,从而导致资源环境条件恶化,发展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尽管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可以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海洋产业集聚度最优,但需要满足完备的信息传递机制、长期充裕的财政投入等苛刻条件。因此,产业集聚视角下的我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激励机制,加强综合管理与调控,通过集聚实现区域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门槛回归模型为基础,实证检验了我国1992年~2011年金融产业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水平S＂型的关系,即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下,随着金融产业集聚度的提高,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下降的趋势。基于此,可以根据区域发展水平调整金融产业的空间分布,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