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时代内涵和战略制高点

纵观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跃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进步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质变,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深刻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本质特征、时代内涵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我国抢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制高点,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赢得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促进耐心资本和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围绕“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新质生产力:特质·机理·方法论——基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视域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新的学理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新质生产力理论延伸、拓展了生产力理论体系,是一场“范式革命”,对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新质生产力代表生产力演化中能级跃升,是新质态的生产力。对新质生产力特质、机理、方法论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能够避免“泛泛而论”“虚置虚化”的研究趋向,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创新范式。新质生产力的特质在于进化性、集成性、风险性等,运行机理在于微观维度上的新质企业、中观维度上的新质产业、宏观维度上的新质经济体系等。在此基础上,研究新质生产力需要构建“新质”方法论,确立“人是创新之本”,把握好量变—质变—裂变、可能性—现实性—颠覆性、偶然性—突变性—必然性等方法论,以实现精准“导航”、深化拓展理论研究。因地制宜地践行新质生产力,就要在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立足创新活动的实践,在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演化中持续发挥效能,推动整体上的创新驱动发展。

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笔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持续奋斗的伟大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的那样,“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新发现理念源于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要不断深化,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和认识在不断深化,不仅要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还要保障安全。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为题,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乘数效应:微观机理与宏观测算

本文分析了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在此逻辑下,利用1990—2005年的数据建立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协整方程,估算了科技创新乘数。结论表明,科技创新乘数效应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作用非常之小。正是由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难以发挥,从而在宏观上表现出较小的科技创新乘数。因此,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扶持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优势、创造各种条件促使科技创新在全社会的扩散以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便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及“橄榄型”财富结构的达致

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当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依据, 现阶段应主要从收入水平上考虑。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正处于急剧发展和改革时期, 若过于强调中等收入者在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质的方面必须具备一定程度上稳定的、统一的标准,不仅不现实, 而且会阻碍中等收入者的成长。只有集中力量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才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模型测算, 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基尼系数保持在 0 3-0 4之间, 年人均GDP收入在 14000-16000元之间的收入群体可以划为中等收入者。界定和培养中等收入者, 应注意其动态性、地域性和稳定性特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不是要把一部分高收入者拉到中等收入者中来, 而是要提高低收入者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构建“橄榄型”财富结构。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协整模型的建立与实现

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利用1978～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惟一的动态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于根据协整方程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之中。分析结果还验证了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的正确性，但却否认了库兹涅茨的收入决定论，至少在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技术进步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通过对发达国家近十几年“新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可以证明,技术进步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库兹涅茨倒U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实。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本化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发挥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加快技术进步的扩散进程,全面提高劳动力自身素质。

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二者的优先次序一直是经济学界甚至其他学科研究的重点问题,历史上曾经形成了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以及公平效率同等重要论,现阶段应当对效率和公平的认识进行科学的、必要的深化。社会公平问题是我国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是现阶段我们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特别是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公平。

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与政策选择

科技创新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分析了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进而对日本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的科技创新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表明,科技创新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我国则由于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科技创新的传导机制难以发挥,从而在宏观上表现出科技创新乘数极低。因此,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扶持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优势、创造各种条件促使科技创新在全社会的扩散以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便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

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信息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的日益恶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生态资源必将成为人类社会中宝贵的资源,低碳经济也必然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生产、消费习惯。与此同时,绿色技术将使经济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能源结构将告别"高碳"时代,从而国际间、区域间的贸易与碳博弈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而目前,在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技术、经济发展与降低碳排放矛盾问题,节能减排的道路将任重而道远。由此,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发展,构建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国际间的碳博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持积极应对的态度,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碳金融,探索低碳经济的合作机制;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循环经济范式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探析

面临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当前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发展循环经济,继续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微观的生产方式、中观的产业结构及宏观的体制政策三个层面寻求创新,走符合循环经济范式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谨防“霍夫曼陷阱” 走重化工业“轻型化”道路

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重化工业的发展浪潮在中国兴起,同时也引发了重化工业发展利弊得失的争论。中国工业化必须防止出现“霍夫曼陷阱”。走重工业“轻型化”的道路,方能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工业化。

中介组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对中介组织的内涵给予界定,论述了中介组织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中介组织的存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中介组织的发展是由于分工进一步细化和信用建设的需要,本文联系我国中介组织发展的实际,说明其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矿产资源统一管理战略研究

随着后金融危机与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对矿产资源进行配置的传统市场模式会将人类带入资源危机的深渊。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主导的国家统一管理体系能够切实有效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强化政府在矿产资源长期配置中的宏观调控职能,构建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体系,将国家统一管理作为一项国家的重大战略,确实能够弥补市场的失灵,这对中国矿产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从中国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规划体系、储备体系、价格机制和经营机制的现状出发,对现行制度中制约矿产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障碍进行了分析,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从产权、规划、储备、价格和经营五个方面对中国矿产资源国家统一管理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设计。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在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下,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在消费结构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并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

西方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历程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现代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从产生到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西方国有企业的兴衰起伏 ,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同时证明了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 ,国有企业也有生存空间。西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表明 :更好地承担公共职能和实现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两大主要目标 ;股份制改造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是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

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决定论质疑——兼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取向

库兹涅茨的人均收入决定论认为,经济的增长是产业结构转变的原因。作者根据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利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证伪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变迁并不是由经济的增长带来的,相反,产业结构的调整却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为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比与升级。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一系列原因,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地区经济出现衰退,调整和改造的任务迫在眉睫。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