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原代肝细胞模型检测细胞内磷酸化组蛋白H2AX表达筛选遗传毒物的方法验证

目的验证以原代小鼠肝细胞为受试细胞,以细胞内磷酸化组蛋白H2AX（γH2AX）表达改变为检测指标的体外检测化学物遗传毒性的实验方法。方法采用改良的两步胶原酶灌注法分离获取小鼠肝细胞,并运用三明治法体外培养肝细胞。选择4种已知的遗传毒物平阳霉素、苯并芘、苯乙烯和氧化苯乙烯及2种非遗传毒物硫唑嘌呤和环孢素A作为受试物,用受试物0~40μmol·L-1处理原代培养肝细胞0~24 h,CCK-8法检测细胞毒性,并用流式细胞术检测γH2AX的表达水平。结果利用所建立的方法筛选上述4种遗传毒物均获得阳性结果,2种非遗传毒物均呈阴性反应。直接遗传毒物平阳霉素和氧化苯乙烯作用3 h,间接遗传毒物苯并芘和苯乙烯作用6 h时,γH2AX表达量最高（P〈0.01）。4种遗传毒物处理组在最适时间点（直接遗传毒物：3 h;间接遗传毒物：6 h）及最适作用浓度（10μmol·L-1）诱发细胞γH2AX的表达水平依次为25.7,18.4,12.4和14.2（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DMSO溶剂对照组的18,12,8和10倍（P〈0.01）,且γH2AX的表达水平与遗传毒物浓度呈显著正相关（P〈0.01）。非遗传毒物硫唑嘌呤和环孢素A处理组与DMSO溶剂和空白对照组相比,γH2AX的水平均无明显变化。结论利用原代肝细胞模型检测γH2AX表达水平可在无S9的情况下有效区分遗传毒物与非遗传毒物和直接遗传毒性与间接遗传毒性。γH2AX表达水平可作为鉴别遗传毒物与非遗传毒物的有效参考指标。

互联网企业员工职业应激与职业倦怠及抑郁倾向的关系研究

目的 探讨互联网企业员工职业应激与职业倦怠及抑郁倾向的关系.方法 于2016年7-11月,采取横断面方法对北京市、山东省和浙江省（共）35家互联网企业的3 603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对互联网企业员工职业应激与职业倦怠及抑郁倾向关系进行探讨.结果 互联网企业员工JDC和ERI型职业应激比例分别为63.70％、34.60％,其中销售岗位JDC和ERI两型职业应激比例分别为75.63％、62.70％.员工总体职业倦怠比例为10.69％,销售岗位职业倦怠比例为22.12％.员工总体中重度至重度抑郁倾向比例为18.79％,销售岗位中重度至重度抑郁倾向比例为46.13％.JDC型职业应激增加了职业倦怠和抑郁的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3.52和1.85 （P＜0.05）;ERI型职业应激也增加了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的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8.24和5.59（P＜0.05）.另外,饮食不规律、失眠是职业倦怠的危险因素,年龄≥41岁、收入低、销售岗位、工作面屏时间≥10 h/d、失眠、自评健康状况差等是抑郁倾向的危险因素.结论 JDC型和ERI型职业应激均增加了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的发生风险,销售岗位职业应激、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状况在所有岗位中最为严峻.

某轴承生产企业噪声作业工人对噪声危害和防护知识认知情况

目的调查分析某轴承生产企业噪声作业工人对噪声危害、防护知识的认知以及防护用品使用情况。方法采用判断抽样方法,抽取某轴承生产企业596名噪声作业工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噪声危害与防护知识认知调查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对噪声危害知识的认知中,'噪声可影响听力'知晓率(94.6%)最高,'噪声可影响生殖系统'知晓率(13.2%)最低。对噪声防护知识的认知中,'企业每年应组织噪声作业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知晓率(95.9%)最高,'耳罩比耳塞防护效果好'知晓率(15.7%)最低。噪声作业工人对'噪声可造成头痛与头晕''噪声可导致失眠''听觉系统得到保护后噪声不至于引起其他系统的疾病'的知晓率均呈随工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P<0.05)。98.7%的噪声作业工人知晓工作场所存在噪声或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但通过合同知晓者仅占5.8%。74.6%的噪声作业工人能够规范佩戴耳塞;未规范佩戴耳塞或未佩戴耳塞的主要原因为'佩戴后耳朵不舒服'。结论轴承生产企业噪声作业工人对部分噪声危害及防护知识知晓率仍然偏低,部分工人未能规范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某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应激状况及早期健康效应

目的 了解某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应激状况,探讨职业应激与职业倦怠、抑郁倾向、失眠等早期健康效应的关系.方法 于2015年8月,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1 097名外来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作要求-自主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分别调查其高工作负荷型与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状况,采用《职业倦怠自评量表》《抑郁量表》《自我管理睡眠问卷》对其职业应激早期健康效应进行调查.结果外来务工人员中高工作负荷型和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检出率分别为69.8％（766/1 097）和11.9％（131/1 09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发生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的风险,高工作负荷型和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均高于非高工作负荷型和非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P＜0.01）;对于发生失眠症状的风险,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高于非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者（P＜0.01）.结论 职业应激是造成该电子制造服务企业外来务工人员产生职业倦怠、抑郁倾向、失眠等早期健康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且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应激产生职业倦怠和抑郁倾向的风险高于工作负荷型职业应激.

电子制造服务业流水线员工职业应激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电子制造服务业（EMS）流水线员工的职业应激状况,初步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5年6至10月,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以5 944名EMS流水线员工为观察组,其他岗位6 270名员工（非流水线工人和管理人员）为对照组,使用自行编制的基本信息问卷、工作要求-自主（J DC）模式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职业应激状况.结果 观察组员工工作自主、社会支持、工作回报得分（2.72±0.63、3.64±0.68、4.06±0.80）均较对照组（3.00±0.67、3.83±0.68、4.24±0.75）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53、15.41、12.70,均P＜0.05）;观察组员工工作付出和内在投入得分（2.34±0.78和2.48±0.78）均高于对照组（2.21±0.80和2.33±0.7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08、-10.90,均P＜0.05）.观察组员工JDC模式职业应激比例（64.5％）和ERI模式职业应激比例（12.7％）均高于对照组（52.6％、9.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82.26、23.41,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60 h／周、睡眠时间＜7 h/d是JDC模式职业应激的主要危险因素（均P＜0.05）;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工作时间＞60 h/周、睡眠时间＜7 h/d是ERI模式职业应激的主要危险因素（均P＜0.05）,而女性、月收入越高员工的ERI型职业应激发生风险降低（均P＜0.05）.结论 EMS流水线员工为相对弱势群体,职业应激程度较高;工作时间＞60 h／周、睡眠时间＜7 h/d是职业应激的主要危险因素.

基于万方数据库2005—2014年我国职业性噪声研究相关论文文献计量分析

目的了解近10年我国职业性噪声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方法以万方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筛选2005—2014年公开发表的我国职业性噪声研究的相关论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论文的发表时间分布、期刊分布、地区分布、作者单位、论文类型及基金资助情况等进行分析。结果共筛选出有效分析论文692篇,2010—2014年论文发表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52.60%的论文集中发表在仅占载文期刊总数6.53%(10/153)的10种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为177篇(占25.58%);548篇论文由2名及以上作者合作撰写;第一作者单位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职业病防治院(所)为主(占63.01%);论文类型以调查研究居多(占60.12%);13.58%的论文获得基金资助。结论近10年间我国职业性噪声研究相关中文论文的发表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性噪声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互联网企业员工疲劳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互联网企业员工躯体疲劳和脑力疲劳现状,探究疲劳的影响因素。 方法 于2016年6月~9月,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3省(市)35家互联网企业3 603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分别采用疲劳量表-14与简明中文版职业应激量表、职业倦怠自评量表、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量表,分析互联网企业员工疲劳现况及影响因素,运用多因素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分析职业应激等因素对疲劳的影响。 结果 互联网企业员工躯体疲劳得分(4.53±2.56),脑力疲劳得分(2.37±1.64),总疲劳得分(6.90±3.55)。躯体疲劳与职业倦怠、肌肉骨骼疾患呈明显正相关(r=0.426、r=0.485,P<0.05),脑力疲劳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r=0.429,P<0.05)。JDC模式职业应激、ERI模式职业应激、职业倦怠、高度肌肉骨骼系统疾患为躯体疲劳发生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58、1.72、4.08、5.91(P<0.05);上述影响因素同为脑力疲劳发生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1.73、1.37、2.61、2.08(P<0.05)。睡眠时间7 h以上是脑力疲劳、躯体疲劳发生的保护因素,OR值分别为0.61、0.62(P<0.05)。 结论 互联网企业员工疲劳现状不容乐观,企业关注员工职业心理健康、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缓解互联网企业员工疲劳至关重要。

利用HLA-B＊1301转基因小鼠探讨三氯乙烯诱导迟发型超敏反应效应

目的利用转基因技术构建人类白细胞抗原(HLA)-B*1301转基因小鼠,探讨三氯乙烯诱导迟发型超敏反应效应。方法以无特定病原体级C57BL/6雌性小鼠为实验动物。采用显微注射法构建HLA-B*1301转基因小鼠,流式细胞仪检测其脾淋巴细胞HLA-B*1301蛋白表达。野生型和转基因小鼠各16只,均设1周、2周TCE组和1周、2周对照组,每组4只,TCE组以腹腔注射联合皮肤涂抹的方式进行TCE染毒,对照组予橄榄油处理。染毒结束后,采用流式微球分析法检测各组小鼠周围血血清细胞因子表达水平,观察小鼠皮肤和肝脏病理变化,并分离小鼠脾淋巴细胞,分别予终浓度为13.14、29.88和5.00 mg/L的TCE、三氯乙醇(TCOH)和刀豆蛋白A(Con A)处理后采用5-乙炔基-2’脱氧尿嘧啶核苷掺入法测定脾淋巴细胞增殖水平。结果构建的转基因小鼠可正常表达HLA-B*1301蛋白。白细胞介素(IL)-6表达水平在小鼠类型、染毒处理和染毒时间之间存在交互效应(P<0.01)。IL-4表达水平在小鼠类型和染毒处理之间存在交互效应(P<0.05)。野生型小鼠和转基因小鼠的1周、2周TCE组IL-6表达水平分别高于同类型小鼠的1周、2周对照组[(9.78±3.18)vs(3.40±0.26)ng/L,(12.59±4.79)vs(3.56±1.68)ng/L;(10.41±3.08)vs(2.70±0.49)ng/L,(4.04±0.82)vs(2.96±1.12)ng/L;P<0.01];转基因小鼠的1周和2周TCE组IL-4表达水平分别低于同类型小鼠的1周和2周对照组[(3.87±0.42)vs(5.33±1.69)ng/L,(3.45±0.35)vs(4.44±0.33)ng/L,P<0.05,P<0.01]。转基因小鼠2周TCE组IL-6和IL-4表达水平均低于野生型小鼠的2周TCE组[(4.04±0.82)vs(10.41±3.08)ng/L,(3.45±0.35)vs(4.90±0.71)ng/L,P<0.01],并低于转基因小鼠的1周TCE组[(4.04±0.82)vs(12.59±4.79)ng/L,(3.45±0.35)vs(3.87±0.42)ng/L,P<0.01]。Con A处理后,脾淋巴细胞增殖水平在小鼠类型、染毒处理和染毒时间之间存在交互效应(P<0.05);分别经TCE和TCOH处理后,脾淋巴细胞增殖水平在小鼠类型、染毒处理和染毒时间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上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连续在体TCE染毒2周后,4只野生型小鼠中有1只皮肤出现轻微病理学改变;4只转基因小鼠中有1只出现背部皮肤组织和肝脏组织病理改变,均较野生型小鼠明显。结论首次构建了HLA-B*1301转基因小鼠,并且能正常表达HLA-B*1301蛋白。转基因小鼠对TCE的免疫毒性作用较野生型小鼠更敏感,经在体连续TCE染毒后,其机体免疫功能呈现先增强后抑制的现象。

2,4-二硝基氯苯诱导超敏反应性皮炎小鼠淋巴细胞增殖与活化研究

目的：研究2，4-二硝基氯苯（ DNCB）诱导的超敏反应性皮炎小鼠淋巴细胞增殖与活化情况。方法无特定病原体级雌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每组6只。第1~3天3组小鼠分别采用100μl质量体积比为0.00％、0.50％和1.00％的DNCB进行背部涂抹诱导，第4天不作处理，第5天分别采用25μl质量体积比为0.25％、0.25％和0.50％的DNCB进行左耳耳廓激发，24 h后观察耳廓过敏症状。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和耳后淋巴结淋巴细胞增殖、活化和亚群。结果高剂量组小鼠左耳耳廓肿胀，血管扩张；对照组和低剂量组均未观察到上述症状。高剂量组耳廓肿胀度大于对照组[（5.30±2.04）vs（0.50±0.49）mg，P〈0.05]。低、高剂量组脾脏系数和耳后淋巴结脏器系数均高于对照组[脾脏：（0.560±0.040）％ vs（0.420±0.120）％，（0.590±0.070）％ vs（0.420±0.120）％，P 〈0.05；耳后淋巴结：（0.018±0.002）％ vs（0.005±0.005）％，（0.021±0.007）％ vs（0.005±0.005）％，P〈0.05]。低、高剂量组小鼠脾脏和耳后淋巴结中T淋巴细胞增殖比例均高于对照组[脾脏：（1.45±0.35）％ vs（0.65±0.35）％，（1.77±0.12）％ vs（0.65±0.35）％，P 〈0.05；耳后淋巴结：（1.40±0.36）％ vs（0.50±0.10）％，（1.30±0.26）％ vs（0.50±0.10）％，P〈0.05]。高剂量组脾脏CD44＋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95.25±1.25）％ vs（92.57±1.19）％，P 〈0.05]，CD62L＋细胞比例低于对照组[（22.93±2.10）％ vs（44.80±2.36）％，P 〈0.05]。低剂量组小鼠耳后淋巴结 T 淋巴细胞比例、CD4＋细胞比例和CD4＋/CD8＋比值均低于对照组[（29.70±1.83）％ vs（39.40±2.53）％，（20.30±2.60）％ vs（31.30±2.84）％，（2.64±0.03）vs（5.29±1.17），P〈0.05]。高剂量组小鼠脾脏T淋巴细胞比例、CD4＋细胞比例和CD8＋细胞比例均低于对照组[（15.55±0.51）％ vs（25.70±1.47）％，（13.38±0.98）％ vs（18.53±0.93）％，（7.23±0.74）％ vs （10.20±0.30）％，P 〈0.05]，耳后淋巴结 T 淋巴细胞比例、CD4＋细胞比例和 CD4＋/CD8＋比值均低于对照组[（25.20±1.22）％ vs（39.40±2.53）％，（8.20±0.66）％ vs（31.30±2.84）％，（0.76±0.35）vs（5.29±1.17）， P〈0.05]，CD8＋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10.90±1.31）％ vs（6.20±1.99）％，P〈0.05]。高剂量组耳后淋巴结CD4＋细胞比例和 CD4＋/CD8＋比值均低于低剂量组[（8.20±0.66）％ vs（20.30±2.60）％，（0.76±0.35） vs （2.64±0.03），P〈0.05]。结论 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在 DNCB诱导的超敏反应性皮炎中起重要作用， CD8＋细胞是主要的效应性T淋巴细胞，CD44和CD62L表达可作为T淋巴细胞活化检测指标。

甲苯二异氰酸酯职业暴露对血清中基质金属蛋白酶-9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水平的影响及其与肺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甲苯二异氰酸酯（TDI）职业暴露对血清中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TIMP-11水平的影响及其与肺功能的相关性。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14年10月，以整群抽样方法选择我国西部地区某TDI生产厂的作业T人为暴露组，共61名，纳人工种包括装桶T、巡检T、制造T。根据各工种外暴露浓度的不同，将装桶工归为高暴露组，巡检工和操作工归为低暴露组。另根据年龄、性别匹配原则，选择该工厂内与暴露组工人工作强度相似但不接触TDI及其他致敏物质的企业管理人员作为对照组，共计58名。通过问卷调查获取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工龄、吸烟及饮酒情况、个人及家族过敏史、职业史及近期患病情况。用8h加权平均浓度（8h-TwA）表示TDI空气中外暴露水平。采用ELISA检测血清中MMP-9和TIMP—1的水平，采用便携式肺功能仪测定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0）。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MMP-9、TIMP-1、MMP-9／TIMP-1与FVC、FEV1．0及工龄的关系。结果暴露组调查对象作业场所空气中TDI8h．TWA的平均值为0．39mg／m3，其中，装桶工为0．76mg／m3，操作工和巡检工均为0．25mg／m3。对照组、低暴露组及高暴露组血清中MMP-9的水平分别为（807．21±347．70）、（586．91±317．50）、（388．94±312．01）ng／ml（Z2=16．69，P〈0．001）；MMP-9／TIMP-1的P50（P25-P75）分别为4．67（2．87～6．68）、2．3（1．44～3．481、1．11f0．59—1．48）（22=39．42，P〈0．001）；TIMP-1分别为（173．44±72．67）、（236．12±51．98）、（302．81±44．39）ng／ml（F=20．09，P〈0．001）。暴露组中肺功能FVC、FEV1．0和FEV1．0／FVC的P50（P25～P75）分别为92．8％（86．0％～101．8％）、85．5％（76．7％～92．8％）和112．5（108．2～118．5），均低于对照组[124．3％（107．9％～144．2％）、142．7％（119．1％～155．7％）和129．2（123．5—134．0）[（Z值分别为7．70、8．97、8．62，P值均〈0．001）。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MP-9水平与肺功能指标FEV1．0、FEV1．0／FVC均存在正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27、0．25，P值均〈0．05）；TIMP-1水平与FVC、FEV1．0和FEV1．0／FVC均存在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33，-0．39，-0．39，P值均〈0．05）；MMP-9水平与暴露时间呈负相关关系（r=-0．26，P=0．040）；MMP-9／TIMP-1比值分别与FVC、FEV1．0、FEV1．0／FVC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34，0．44，0．40，P值均〈0．05）。结论TDI职业暴露可以引起MMP-9和MMP-9／TIMP-1降低，且与肺功能存在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TDI职业暴露所导致的呼吸系统炎性损伤。

职业紧张工作负担-应对资本测量工具的构建与评估

目的构建与评估工作负担-应对资本职业紧张测量工具。方法共纳入1 618名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作为调查样本。采用知情同意自填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提出工作负担-应对资本理论,并以其为基础构建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引入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模型数据进行拟合、优化和评估。结果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各维度及条目间均有明显相关关系。内部一致性Chronbachα结果显示,量表各维度及子条目系数为0.750~0.929,总体α系数为0.788。探索性因子分析生成6个公因子,可解释65.9%的方差变异。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指数分别为CMIN/DF=6.16,AGFI=0.955,NNFI=0.970,IFI=0.980,RMSEA=0.057;且测量模型的路径均具有较高载荷。工具对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及岗位等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结论职业紧张工作负担-应对资本评估量表具有较为良好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可为职业紧张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支持。

原代肝细胞模型的优化及苯乙烯和氧化苯乙烯的毒性研究

目的建立具有高活力、高功能特性的原代小鼠肝细胞模型,并通过该体外模型评价受试物苯乙烯和氧化苯乙烯的急性毒性。方法以BABL/C小鼠作为肝细胞供者,在经典两步胶原酶消化法基础上进行优化,通过逆向灌流、间断灌注、限制消化时间及Percoll液离心纯化的方式获取小鼠肝细胞,并进行体外单层和夹层培养;通过细胞形态、细胞活力、胞内糖原颗粒以及上清中各指标即白蛋白（ALB）、乳酸脱氢酶（LDH）、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尿素氮（BUN）变化综合评价原代培养的肝细胞模型;以苯乙烯和氧化苯乙烯为受试物,用浓度分别为0.2、1、5、10和25μmol/L的受试物作用于夹层培养3 d的肝细胞,于染毒3、6、12、24及48 h后,采用CCK-8法和LDH法测定细胞存活率。结果改良法分离获取的小鼠肝细胞活力为（90.3±5.2）%,纯度为（95.3±4.2）%,产量达（2.4±0.9）×107;夹层培养7 d内90%以上细胞呈典型的肝细胞形态特征,培养第3 d胞浆内可见大量糖原颗粒。ALB分泌、LDH和ALT漏出、BUN合成、以及细胞活力夹层培养在8 d内、单层培养在6 d内呈波动性变化,且夹层培养法各指标明显优于单层培养法;夹层培养第3 d ALB分泌量[（1.42±0.20）g/L]和BUN合成量[（1.97±0.22）mmol/L]及细胞活力均达峰值,而LDH漏出量[（7.30±2.33）U/L]和ALT漏出量[（6.51±1.86）U/L]降到谷值,且3~7 d各指标变化相对稳定。苯乙烯和氧化苯乙烯在染毒6 h内,对肝细胞显示了较低的细胞毒性,细胞存活率在90%以上,且CCK-8和LDH两种毒性测定方法之间无显著差异;随着染毒时间的进一步延长,CCK-8法检测出的细胞存活率更低（85%以下）,与LDH法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不同浓度受试物处理肝细胞24 h后,从5μmol/L开始观察到相对较高的细胞毒性,用CCK-8法检测出细胞存活率约为85%,但与LDH法相比无显著差异;随着染毒浓度的继续增加,CCK-8法检测出的细胞存活率更低（80%以下）,与LDH法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改良的胶原酶消化法结合夹层培养法可使肝细胞在较长时间（7 d）内维持良好的形态和功能,且用夹层培养3～7 d的肝细胞模型可以较准确地评价苯乙烯和氧化苯乙烯的毒性效应,结合毒性检测指标推测受试物主要影响肝细胞内线粒体亚细胞器的功能,对肝细胞膜的损伤程度影响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