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品服色制与唐人的色彩观

官品服色制,是唐人独特的色彩审美观对传统服饰色彩文化所做的一次总结性规范。故尔对它的研究既能揭示唐人的色彩观,又能上溯其源、下及其委,勾勒出色彩在服饰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独有的审美心理。就色彩的本质而言,它的彩度。

唐代平民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初探

唐诗中有很多歌咏下层劳动女子的诗句,尤其是其中有关服饰、化妆的描写,填补了正史对唐代民间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疏于记录的缺憾。唐代民间女子即使身处盛世,仍生存艰难,这从她们的服饰、化妆不难看出,无论材质、式样、花色,民间女子服饰与贵族妇女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所透露出的生存状态之差距也是天上人间。

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

明政府利用赐服制对西南土司的管理方法有两种,其一通过赏赐与土司首领品级相当的朝服、公服,旨在通过统一外在形象达到政治一统的目的;其二景泰、正德年以后,在品官制服之外赏赐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希望通过额外赐服达到弥补明廷财政拮据的目的。这虽与朱元璋在明初确立的对西南夷"怀德"的安抚政策表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明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统治政策和明初已有了本质区别。

唐代的服饰制度与服令变化

唐前期的服饰制度主要出自于唐令,以《武德令》为基础,内容多针对冠冕服,强调礼令并行,官常服则以《礼部式》规范,制度完备。安史之乱后,官常服入礼,冠冕服渐成具文,服《式》逐渐取替服令的地位,并形成以《格》、《格后敕》为权威的服制,此时的服饰政策受礼的限制较弱,强调制度性。前期服令因受周礼限制,针对性较差,在实际执行中多有出入;后期的敕格应对性强,执行力也较强。

唐代妇女的出行装及其文化意义

唐代交通发达,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外出,无论是长途旅行,还是短途出游,外出时都有符合时尚的出行装。在武德至天宝的一百多年里,由离而帷帽继而胡服接着仿男装,至中晚唐露髻装大行其道,出行装时尚变化脉络清晰。这种变化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意义,不仅反映出妇女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变化过程,还体现着妇女思想意识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互作用。

说“涂抹画衣”——从《后汉书·舆服志》一则断句错误看先秦的服饰装饰

先秦的服饰装饰主要有涂抹画衣和刺绣两种方法，其中又以涂抹画衣最有特色。由于实物材料传世较少，有些学者认为它只是上古染色的一种工艺，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帛画的起源，造成后世对上古有关服饰涂绘画衣现象和留存文字的误读、误解。近年随着服饰史研究的深入，对此有了正确解读的契机，涂绘画衣是中国先秦所特有的服饰装饰艺术。

唐西州交河郡市估案涉服饰名物考释

“大谷文书”中收录有唐西州交河郡市估案物价文书若干,譬如采帛行、帛练行中,涉及“晕繝”“燋割”“轻粉”“通草”等不能顾名思义的事物,晕繝是通经换纬工艺织造的蜀锦,有着美丽的晕彩条纹;燋割是植物灯芯;轻粉是女子化妆用的白粉;通草是用通草芯制作的装饰品。正确理解名物指意,有利于充分发挥这批文书的史料价值。

襦服深衣:桃花源里的平民社会与服饰--兼论砖画像中所见汉魏平民服饰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桃源中所见避世的人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令后人费解,为何桃源民秦时入此“绝境”,六百多年后,衣着还能和晋当时代的人(外人)一样?之所以产生困惑,主要因为学界普遍对秦汉至魏晋期间平民的服饰状况不了解,从秦至晋,平民襦服深衣,无论颜色、材质还是款式,几无变化。桃源民及其服饰分析既有助于《桃花源记》的文学与历史解读,也是研究汉魏平民社会与平民生活的重要视角。

疫情后高校文科教育发展思考与建议——兼谈文科审辨式思维与创新培养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的变化要求教学内容以及评价体系相应发生变革。在教学手段、授课方式、教学评价体系全部发生变化之后,中国高校文科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以及人才观都要有相应的改革,以适应上述发展变化:高校文科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和审辨式思维能力为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必须由传授知识向培养思维方式发展,教学评价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闭卷考试的惯性。

唐代平民男子的服饰与生存状态初探——以唐墓壁画为例的考察

从墓道壁画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唐代平民男子的服饰主要有:首服、身服、足服三大部分。材质主要有:麻、罽(毡、裘)等。这些服饰与同期的贵族相较,款式简单、轻便,材质简陋。说明唐代平民男子即使身处盛世仍生存艰难。

唐代平民的置装成本研究——以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为例的研究

即使是在唐天宝二年这样的盛世,与贵族服饰不计成本相较,平民的服饰仍主要由葛、麻,以及质量较差的丝织物、普通的动物皮毛等制作,款式也比贵族的简省,配饰则能省则省,不能减省也多以铜、铁等贱金属,以及木、荆等物具形。与精工细作无缘,自然不具备上层社会服饰的价值和功能,只是御寒防暑遮形而已,实用是其主要特性和功能。

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播州宣慰司地处偏僻,杨氏借其列祖余威经略播州,自洪武至万历历经九代,多次受赐服,所赐之服不仅有品官的官服,还有麒麟服、蟒衣、飞鱼服。赐服制在明中后期形成滥赐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明中后期中央集权制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明中央政府财力匮乏时的管理新手段。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经历就比较典型。

浅谈明朝的赐服形象

赐服蟒衣、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之制始于明代，是明代特有的服饰制度。有关蟒衣、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的形象众说纷纭，这给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相关形象的定义带来困扰。与前代相比较，明代的龙，形象更加完善，它集中了各种动物的局部特征，由牛头、蛇身、鹿角、虾眼、狮鼻、驴嘴、猫耳、鹰爪、鱼尾等部件组成。而蟒、飞鱼、斗牛、麒麟则都是在对龙想象的基础上衍化发展而成的新形象。

圆仁视野中晚唐长安平民男子的服饰——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巡礼行记》)是日本"请益僧"(短期留学)圆仁入唐请益佛法旅途所见的汉文日记。此书主要内容是圆仁途路所经的亲眼所见和在唐的亲身所历,为后世了解唐代平民的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学界对其中所记载的中晚唐服饰研究重视不够,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以期拾遗补漏之功。作为一个需要察言观色的外国和尚,圆仁更多关注的是各级官吏的服饰,在《巡礼行记》前三卷中,圆仁对旅途所见平民的服饰没有任何记载。

从墓室壁画看唐代庶民男子的服饰

唐代庶民服饰,目前所论不多,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贵族和庶民由于身份地位不同,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自所能占有的社会资料比重不同,庶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占有的社会资源少,千年之后能留下的痕迹也不多。所幸不断发现的唐代壁画资料还是为后世探索发现唐代庶民服饰提供了雪泥鸿爪的一些佐证。唐代庶民男子(此处的庶民并不包括贵族的侍者、侍卫和僮仆。

论古代女子隐名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以隋唐女性为主要讨论对象

关于古代谱牒和姓名学研究方兴未艾,姓名学视角下的妇女研究也正在兴起,古代女子起名特点和其中所包含的性别社会文化意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譬如田恒金《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焦杰《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段建平《中国汉族女性“名”的语言文化分析》等.田恒金认为: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号由原生家庭所在国名、夫家国名、母家姓、母家氏、夫家氏、排行、夫谥、自谥等八部分组成,能反映出籍贯、家庭背景、血缘关系、婚姻状况、品行等,具有标识身份的功用[1].

从修筑杭州罗城看钱镠的统治策略

在中国古代城防系统中,罗城是城郭的外城,在军事防御中起极大的作用。杭州城在五代之前只有子城并无罗城,董昌及其继任者钱镠先后与杨行密、孙儒和王郢等势力发生过多次战争,至钱镠任职苏杭观察使时,杭州城的防御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军事需要,因此钱镠于景福二年(893)七月,发动二十万民夫和十三都军士修筑杭州罗城[1],史载这次修筑的罗城周长七十里。与钱镠同时期的周宝也曾在辖境内修筑过罗城二十余里[2],引发镇海军辖下民众怨气。

《执失奉节墓志》所见史实考

1957年,在长安县郭杜镇大安村西发现执失奉节墓。墓穴保存较好,墓道有壁画,但仅剩一舞女形象,同时出土有墓志铭,志文保存完整,对补充正史细节大有裨益。此志石呈正方形,边长52厘米,周边刻缠枝瑞兽花纹。铭文楷书,30行,每行31字,全文930字,墓盖唐故常乐府果毅执失君墓志,没有撰文与刻写者的姓名,志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时服入礼:以唐宋冠礼变迁为中心对供养人服饰的定性考察

厘清供养人服饰的性质,将有利于更准确地在各类研究中使用供养人的形象资料。从冠礼发展的情况来看,在隋唐至宋代,尤其是民间社会,存在用盛装时服代替传统礼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反映在同期莫高窟供养人的穿着上。供养人将日常的盛服当作礼佛的礼服,后世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可将供养人的服饰当作时服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