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现行机制及推进对策

土地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推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不仅可以深化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有效举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资金短缺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抵押品不足阻碍了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贷款,而确权农村土地使之可抵押是解决对策。本文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特征及开展农地抵押贷款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对1936年中国农民银行的土地抵押贷款、1942年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业务、2016年《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进行比较,结合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给出了促进农地抵押贷款实施的建议。

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开拓与事功——基于海河工程局档案的考察(1897—1949)

近代以后,海河水患不仅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天津口岸贸易的发展。为了整治海河河道、保障海河的航运能力,在清政府和外商推动下,海河工程局于1897年成立。之后,海河工程局就着手对海河航道进行裁弯取直,并先后通过建设导流堤、挖掘新航道等方式对大沽沙航道进行疏浚。1913年,海河工程局又开始对海河进行破冰作业,从而保证了海河航道冬季的通行。海河工程局运用疏浚土对天津市区、天津港进行吹填造陆,这不仅给海河工程局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为天津近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经济核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估算为中心

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核算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国民所得"进行了估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巫宝三的研究成果。概括来说,巫宝三对"国民所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了"国民所得"核算理念及统计框架,并通过研究完善了相关理论;二是根据中国调查资料的特点选择了可行的估算方法,并对部分年份的中国"国民所得"做出了估算。虽然对"国民所得"的估算受到了当时国民经济统计理论发展水平和参考资料的限制,但不容否认的是,巫宝三在近代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中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对当前的相关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增长分析:1978-2007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探索中逐步深化。1978—2007年,中国始终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的增长是所取得成效的体现。近30年的对外贸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1978—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变化则表明,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经济,入世之后尤为明显。

中国对外开放路径变迁与制度演进

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为世人瞩目,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按照阶段特征,中国对外开放路径变迁和制度演进可以分为酝酿准备阶段、实践探索阶段、转型阶段、统筹发展阶段、提升阶段。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对外开放路径变迁和制度演进具有立足本国国情的鲜明特征,又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对外经济合作与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整体性变革,也是下一步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力。

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基于《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考察

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国富论》,不仅是近代学者了解外国经济学说的窗口,也是他们反思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参照物。本文通过对《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早期、中期和末期发展演进过程进行全面考察,从经济学汉语表述术语的使用与规范、中外经济思想的解读和比较以及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相互结合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认为《国富论》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推动了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早期形塑,促进了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并逐步与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相融合,孕育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学科。本文研究不仅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科学化转型具有重要启发,也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解。对于辩证看待、汲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有益思想,明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理财思想

通过对《货殖列传》的深入分析可以知道司马迁的理财思想建立在中和先秦诸子思想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在宏观方面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在微观方面赞同商人合法逐利,并提出获得社会财富的具体途径。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所发展,总结其成果可知存在以下不足:1.中古思想研究亟待加强;2.研究方法单一;3.新老学者学术水平差异大。展望其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立足文化重新定位;开展学术争鸣;与考古学结合。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的再认识——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材料的讨论

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曾是民国时期挽救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探索。学术界虽然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了研究,但在其性质的判定上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试图在爬梳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农贷业务合作的农村信用社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对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及判断标准进行讨论。本文认为,从基本职能、组织机构及经营目标三个方面来看,尽管受近代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一些政治因素所限,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最终表现出来的未必是单一的经济行为,但其金融中介的性质则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跨越百年。回顾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历程不难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奠定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的核心理路,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制度探索创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在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有力地保障了主要历史任务的完成,也构成了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的独特历史逻辑。近年来,城乡融合及市场化发展为农村合作制度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农村合作社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仍面临着尚待突破的瓶颈。规范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将是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

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数据使用问题——以中国近代“国民所得”人口数据为例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字化发展,历史上的人口数据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与当今通过人口普查获取数据不同,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尚未能开展覆盖全域的人口普查。由于人口数据缺失,中国“国民所得”估算者只得选取来源不一的人口数据。人口数据由此成为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被诟病的因素之一,这同时折射出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的复杂性。基于“国民所得”人口数据考察中国近代人口数量问题,既能够增进相关问题的社会历史分析深度,还可以为当前合理运用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历史数据提供参考。

ARPA跟踪性能的蒙特·卡罗分析

本文阐述了用蒙特·卡罗方法分析、评价ARPA跟踪性能的基本原理及实现过程,针对目标船机动等情况,本文用蒙特·卡罗方法分析了英国DECCA公司生产的D—ARPA的跟踪性能,并将结果和以卡尔曼增益为α—β参数的滤波器的性能进行比较,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近代中国的财富量化分析技术

近代以前,财富问题的量化分析主要围绕人口状况和土地分配议题展开,而这两个议题之所以得到关注是因其与公共财富的获取,也就是财政收入问题直接相关。与其他古文明一样,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以通过了解财富分布来获取财政收入为目标的社会调查。

探讨使用氢氧化钙治疗年轻恒牙牙髓疾病的效果

目的:分析在年轻恒牙牙髓疾病的治疗中,使用氢氧化钙的治疗效果。方法:选择我院于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期间收治的50例年轻恒牙牙髓疾病患者,分为对照组(25例)与治疗组(2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修复治疗,治疗组在治疗中采用氢氧化钙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年轻恒牙牙髓的治疗中,使用氢氧化钙进行治疗,具有显著治疗效果。

历史变局下的经济思想转型——以近代中国财富观念演进为中心

对财富问题的认识是反映各时代经济思想变革的核心线索。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观念发展史,以近代时期的财富观念变革最为深刻。这种变革打破了传统财富观念的支配地位,融汇并生发出新的财富理念,由此奠定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基石。近代中国财富观念变革包括循序渐进的四个层次:财富观念摆脱了道德伦理束缚,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财富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开始普及。其中,道德伦理色彩消退是近代财富观念变革的前提,认可个体财富追求、突破财富来源于农业的认识局限是传统财富观念革新的具体表现,量化分析技术的运用是财富认识方法领域的重要发展。近代中国财富观念的演进对于当今财富观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近代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化及启示

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几乎是各个时代经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论证不仅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分析方法的革新。对相关刊载文本的全面检索,有助于系统归纳国民财富指标及其测算方法在近代中国的演化路径。其中,存量指标“国富”的采纳与国民财富增长问题的探讨有关,而流量指标“国民所得”的运用源于国民财富再生产问题的提出与关注。基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解答不同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分析方法变革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思想变革的现实基质值得案例化考量,经济分析方法的总结与提炼也应当受到重视。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金融工作的主要措施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一以贯之。其中,解决农村金融短缺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着手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金融难题,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通过金融手段支农、惠农的历史序幕。

从单一产权到“三权分置”: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70年沿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单一产权--二级产权--‘三权分置’"的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单一产权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单一产权制度因激励不足,而随着政社分开改革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二级产权制度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使得土地二级产权制度面临调整的节点。"三权分置"改革思路反映了市场经济对农地产权的多样化需求。当前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晰土地产权、完善开发规划、健全交易体系等方面解决。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架构下,释放农地多级产权的经济活力是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尝试。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推动力之一,未来的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使命依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