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卫星的喀斯特地区长梗吊石苣苔和吊石苣苔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长梗吊石苣苔Lysionotus longipedunculatus (W.T. Wang) W.T. Wang是我国吊石苣苔属中的一个比较罕见的物种,目前濒危等级被评估为极危CR Blac (ⅰ,ⅱ,ⅴ),而同属的吊石苣苔L. pauciflorus Maxim.分布范围非常广泛、生境变化多样,濒危等级为无危LC。本研究通过筛选出16个微卫星位点对长梗吊石苣苔的两个居群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并对比相近地区的吊石苣苔居群,比较研究导致长梗吊石苣苔濒危的原因。结果显示二者的遗传多样性都比较低,有较高自交现象,但吊石苣苔具有明显的走茎,可以有效地克隆繁殖,相较之下,长梗吊石苣苔较弱的克隆繁殖能力可能是导致其濒危的原因之一。

试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页.由于以新生产力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侵入农村,逐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农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地主阶级的消费慾望随着洋货输入不断提高,因而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断加重.其结果必然加深了农民的贫困化,破坏了农村经济的稳定性,改变了农村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给原来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旧交通、商业和政治中心的城市,注入了资本主义的新血液,出现了买办阶级、民族资本家和现代产业工人,使城市的性质也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切给人口增长带来了新的因素,形成了既与封建社会人口规律和资本主义人口规律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

董其昌与徐阶

历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人物,都应当在新的材料和观点基础上重新进行评价。例如,上海地区明代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徐光启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但另一些人,象徐阶、董其昌就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年我陪英国一个学者Roberts到松江访问,他问我们:对于这两个人你们的看法怎样?

也论明初户口的升降——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读《文史哲》八○年第二期孙达人同志《明初户口升降考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颇有启发。然而,对文中关于从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的十多年间户口增长661.6%,洪武十四年后明代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及明初南北户口的升降已出现“绝然相反”的趋势等一系列论断,我们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就教于孙达人同志。

画坛巨匠、云间劣绅——董其昌评传

董其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历来褒贬不一.在一些史书中,董其昌被作为劣绅的典型,坐在历史的被告席上,处于挨骂的地位.这也难怪,因为“民抄董宦”事件,足以使他声名狼藉.然而,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他又是一个颇县光彩的人物,备受赞扬.于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董其昌,似乎有着两副脸谱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复杂的,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会失之偏颇.以董其昌而言,他自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到崇祯八年八十岁时告老还乡,在官场中时进时退,升降沉浮,长达四十余年.董其昌视艺术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同时在明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又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京官,也许是被其乡居时的劣迹和艺术上的成就所掩盖,他那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却鲜为人所知.总而言之,董其昌是一个集艺术巨匠、正直京官和乡居劣绅于一身的复杂的历史人物.

明代户口流失原因初探

(一)、明代户口消长的马鞍形 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全国基本上保持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国家权力可以从中央直达里甲,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政治条件。按照正常的人口自然增殖规律,到明代中叶户口应有较大增长。徐光启在论宗藩人口时认为。

略论“三通”中的历史人口统计

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习惯上简称“三通”。这三部巨著系统地汇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及政治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三通”中还保存了中国历史上丰富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统计的资料。本文试图对“三通”中的历史人口统计,作一简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有关人口统计的零星片段记载,可上溯到远古,从卜辞、金文中就能找到不少。其他文字记载也很多。《国语·周语》记载西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乃料民于太原”,则是最早有记录的户口普查。然而。

论乾嘉道时期人口的飞跃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人口是在历史人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代乾、嘉、道时期人口的飞跃增长,对中国确立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一定的关系。据清初统计,顺治八年国家控制的全国成年男丁一千零六十余万。但到乾隆六年,人口陡增至一亿四千三百多万。乾隆在位六十年间,人口连续突破一亿、二亿、三亿大关。

一堂课内外活动相结合的历史课

这是一堂打破只是教师传授而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课,对我们应如何运用乡土教材和在教学方法上走群众路线是有一定的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