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红楼梦》英译研究

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极为常见。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在译文中加入了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内容时,那么在此译作中,创造性叛逆的现象就一定存在。《红楼梦》在国外的流行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而其取得的斐然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本文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创造性叛逆,揭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影响。

海德格尔时间思想中的时序性概念考察

时序性概念是连接海德格尔前后期时间思想的桥梁,是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思想的现象学阐释的结晶,与时间性、存在、真理、本体论差异、时-空等等概念都有密切关系。对时序性概念的考察将显示出,海德格尔哲学怎样从早期对此在的实存结构的分析过渡到后期对时-空、物、艺术作品、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论述。

“哲学王”哈姆莱特

中国莎学一直认为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开始提出质疑,认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但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哈姆莱特到底是什么"者"?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受何思想影响?细读不难发现,哈姆莱特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柏拉图"哲学王"政治哲学思想的典范,"莎士比亚的确读过柏拉图"。

为波洛涅斯之死正名

莎士比亚精心编织的波洛涅斯之死一直被人们忽视。评论家要么忽视波洛涅斯的存在,要么把他的死说成误杀。把波洛涅斯当成克劳迪斯的替死鬼很可能抹杀其死亡所折射的政治和道德内涵。而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波洛涅斯实被哈姆雷特谋杀,而非误杀。

现成品与真理的摆置——对杜尚《泉》的海德格尔式解读

海德格尔通过对柏拉图洞穴隐喻的颠覆性思考恢复了真理(aletheia)的源始含义,并把艺术作品的本源建立在与真理的关系之上。所谓艺术对大地的制造(herstellen)和对世界的建立(aufstellen),就是真理的摆置(Stellen)和集置(Ge-stell)。对杜尚的《泉》的海德格尔式解读将很好地证明作为真理摆置的现成品艺术的合法性。

“最现代的人”:尼采眼中的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是尼采文本中出现最多的诗人之一,对尼采有着重要的影响。早期尼采从风格的角度出发,对莎士比亚及《哈姆莱特》赞赏有加,后期则批评多于赞美,把哈姆莱特与浮士德一起,称为"最现代的人"。后期尼采对哈姆莱特的态度转变与其对基督教和大众文化的批评密切相关。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时间思想的阐释

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思想集中体现在"被数的数"和"现在"两个概念上,然而两个概念之间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思想作了深刻的阐释,但由于他把"被数的数"和"现在"强行糅合在一起,使得"现在"的丰富内涵遗失了,从而导致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看作遗忘存在、与当前化密不可分的流俗的时间观。

真理的修复术:海德格尔的真理观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史上对真理的理解发生过一次倒转,使原本表示去蔽之意的真理/aletheia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成为一个固定的行为、一种轨范性的态度和超感性的东西。这一过程可以称为对现代意义上的真理的"发现"。海德格尔对真理的源初含义进行了修复,通过对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现象学阐释重新发现了aletheia。

福丁布拉斯:左手狮子,右手狐狸——马基雅维利对《哈姆莱特》的影响研究

《哈姆莱特》在所有莎剧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一部剧中展现了两个王子:哈姆莱特和福丁布拉斯。两个王子境遇非常相似,但哈姆莱特最后被抬下舞台,而福丁布拉斯则从背景来到前台,这种安排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味。鉴于莎士比亚同时代人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广泛接受,福丁布拉斯的塑造很可能受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的影响。马基雅维利式的王子所应具备的品质在福丁布拉斯身上有着完美的体现。福丁布拉斯的最后胜利不仅反映了剧作者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性的赞许,也反映了剧作者对时局的诊断和对即将继位的詹姆斯王子的忠告。

石黑一雄《浮世画家》的政治启示

以汉娜·阿伦特的"恶的平庸性"概念为理论工具对石黑一雄《浮世画家》进行分析发现,主人公小野增二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对待过去的态度绝非个人现象,而是更多地反映了整个日本民族无力进行政治思考和漠视政治责任的事实。正是思考的无能和责任的荒疏使日本深陷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深渊,并且至今无法直面和反思历史。小说的现实所指和政治内涵因此得到了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