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村级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税费改革后的村级治理中出现了村级组织力量普遍弱化的问题,表现在机构精简、权力收缩、财力不足、权威失落等方面,未来村级治理的关键还在于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树立村庄公共权威。

农田水利体制转型中的集体化、家庭化、市场化：湖北的证据

在农田水利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村庄水利呈现集体化、家庭化、市场化并存的局面。水利的集体制越来越难以维系．家庭化的兴起进一步瓦解了集体制；农田水利的市场化面临一定局限性，前途不确定。同时，农田水利体制转型中凸显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等问题。

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制度理想与实践困境

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是为了解决灌溉的经济规模与农地碎耕矛盾、改进行政组织统筹灌溉的弊端,也是争取国际组织项目援助的需要。协会秉持"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理念,其运行以农户的灌溉利益一致(能够形成一个灌溉共同体)、合作能力强(能够消除灌溉中的"搭便车"行为)、协会是农户利益的代理人(能够克服潜在的道德风险)为前提,然而,在当前农村社会的实践中却面临诸多困难,致使这一制度安排难以达成。

“合村并组”应慎行

合村并组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大致是由于税费改革以致取消农业税和统筹、提留，村级组织以往收取税费这一最大头的工作没有了，且因为税费改革而使村级组织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养不起太多的村组干部了，必须节减管理支出。由减事、减支而必须“减人”这一逻辑而转变为“合村并组”这一具体行动，体现了一种很不成熟的以简单化的行政意志处理复杂的村级管理的激进思维。如湖北省沙洋县在2005年便将辖区349个行政村一举减为249个。

论当前农田水利体制改革路线的偏差——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湖北省荆门市的农业灌溉从集体组织迅速转向单家独户的个体行为,严重削弱了农业抗旱能力。当前农田水利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的用水组织问题,农田水利体制改革的技术路线和市场路线有助于增强水利的供给能力和利用的排他性,但忽视了终端的用水组织问题,而农户用水者协会这类彻底的群众路线实际上等于放弃了组织农民的工作,农业灌溉的家庭化和“无政府”状态自然在所难免。

村庄规模与村级治理——对村组合并的考察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组合并成为一个普遍趋势。村庄规模扩大加深了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村治人才的培养、村庄内部的利益协调等方面的困难,同时对县乡行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兴趣诱导应用于CT增强扫描中对患者焦虑程度及配合度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在CT增强扫描中应用兴趣诱导对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2014年6月-2015年8月接受CT增强扫描检查患者92例为观察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6例,对照组行常规宣教及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兴趣诱导,观察两组患者焦虑程度、配合度及副反应情况。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均有改善,观察组干预后SAS评分同对照组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检查配合优良率分别为95.65%、82.61%,观察组显著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8.70%、23.91%,观察组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CT增强扫描中应用兴趣诱导,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情绪,提高配合度,减少副反应,值得推广。

农村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机制分析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急需引进市场机制。市场供给公共物品需要满足特定的前提条件,很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的适当作为在农村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供给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农田水利市场化供给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田水利供给市场化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水价攀升、水权交易困难等问题,可以从加强对供给主体的监管,促进农户合作组织的发育.以乡村组织为主导统筹灌溉组织等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侗族的社会分层与婚姻选择

侗族的社会分层有三个维度,即经济贫富、落寨先后和鬼蛊有无,近似于韦伯提出的财富、权力、声誉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经济的贫富和落寨的先后是分层的核心,鬼蛊的有无不过是虚构的表象,弱势群体往往被贴上"鬼蛊"的标签。在"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下实行的层级内婚,是维持社会分层模式的文化策略。村内通婚、姑表婚、房族外婚和包办婚姻等都是围绕层级内婚而设置的一套社会规范。

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

本文从农业发展与城市化的依存关系出发,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农业与城市化分离发展所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困境,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走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的新路子。

税费改革与村级权力的类型分析

从国家对村庄不同的资源汲取要求出发,分析村级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功能,进而历史地对村级权力的性质作类型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国家放弃了对村庄的资源汲取要求后,从相反的方向,即通过对农业的“反哺”仍控制着村级权力,使其体现了强体制——弱内生性。这与改革前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与村民自治的开展没有必然的联系。

西南地区城市化边缘区域发展探析

本文根据西南各省区城市化现状,提出了城市化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划分,针对边缘区域的农村发展、民族发展、生态保护、边疆开发等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展开论述,提出边缘区域的特色城镇建设模式。

土家族农村地区宗族文化变迁与村寨治理

土家族宗族文化曾是旧社会村寨社会秩序的基础。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宗族文化受到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萌。现时复萌的这种宗族文化对土家村寨社会的权力运作、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具有一定积极影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乡村社会治理资源。

侗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其社会基础——基于一个村落的分析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溺弃女婴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旨在通过案例探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特有的社会基础。研究认为,男孩生育偏好的背后是其特有的自然社会生态:农业自然经济模式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及对入赘婚的排斥,良好孝道的保持和养儿防老的可靠预期,社会结构中对男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普遍存在的对无儿户道德质疑的舆论氛围。

在改革中推进财政支农

财政支农资金遍布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相关的政策措施分别归口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政府，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