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现实价值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表达,需要恰当的翻译,也需要合理的释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应着眼于人类共同的命运,摒弃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陈旧的思维观念,为人类的未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这个理念站在了人类命运的制高点上。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它不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建设也有普遍的启示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它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有关,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关注,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当代遵循,是一项能够实现'双赢'的倡议。

圣经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永恒魅力

长久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圣经都青睐有加,不过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故此本文特意概述这段历史。文章首先论述了圣经是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和西奥多·阿多诺等人著作的要素,又评析了当前阿兰·巴迪乌、斯拉沃热·齐泽克、特里·伊格尔顿和乔治奥·阿甘本等人对圣经的研究。第三部分讨论了近年来宗教左派的主要观点,即解放神学。文章最后简要评述了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的发展,也对马克思主义与非具体化圣经传统可能的结合方式提出一些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观念资源与现实探索

“小康”有着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入探究“小康”的文化内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矛盾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深入理解美好生活的文化价值,在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强调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认识到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对立体现为斗争性,统一体现为同一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希伯来圣经阐释

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影响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我们通过诸如诺曼·戈特瓦尔德和大卫·乔布林等学者的创作可窥一斑。两位学者通过其采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现这种影响,该辩证法演绎出矛盾、阶级冲突、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戈特瓦尔德的创作特征是一系列富有成果的矛盾因素:平淡如水的叙事风格和充满激情的内容、纳贡的生产方式和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编史和乌托邦的创作。乔布林从早期的结构主义阶段转向以解放主义诠释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结构主义。本文的基本悖论即通过第一世界的批评家理论来表达超出此语境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出"晚期"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圣经批评所面临的对抗因素和阶级冲突。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马克思及特立独行的保罗

本文旨在梳理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新约》使徒保罗的诠释。首先,文章揭示了马克思对克里斯蒂娃作品的潜在影响,而后,简要概述了她对保罗的看法,即保罗提供了一种治愈心理病态的方法。那些心理病态包括:自恋症、受虐癖、幻想症、压抑症、死亡冲动症及口欲施虐症。保罗治愈心理病态的方法是通过他对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叙事。因为信徒们经历了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他们从"死亡"进入老我,进而又过渡到"复活"的新我,所以,基督通过各种方式对其信徒进行医治,结果,新的团体应运而生,保罗称之为ekklesia,或"教会"。在这点上,本文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较克里斯蒂娃的理解更加深入。文章认为,那些心理病态的原因在于某种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化为另一种生产方式、从"神圣经济"转化为奴隶经济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经济层面到个体身份,保罗从神学角度提供了一种克服这一转变的途径。问题在于,保罗关于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神学并非完备的解决办法,他无法确保从死亡到复活、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完全转变,此乃其思想的矛盾之处。

谁之危机?——对古代西南亚历史范型的再思考

本文论述了从公元前第四个千禧年到第一个千禧年与古西南亚(古代近东)相关的经济问题,重点关注危机和灭亡问题。历史记录所呈现的大都是一个王国或帝国之崛起和灭亡的故事,把中间时期描述为"混乱"。然而,我们需要提出这个问题:从谁的角度来说是危机和灭亡?对于小的统治阶级而言,这确实是危机,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已经走到尽头;但是,对于宫廷庄园的农民和劳动者而言,这并非危机,相反,却可以让他们从剥削中得到解脱,并提供相对的稳定。旨在发展这一论点,文章提出了由乡村农民和统治阶级庄园所采纳的不同的经济方法一管理方式,即生存一存活模式和宫廷庄园模式。

庄园制与村社制:论古代以色列神圣经济

公元前一千纪古代以色列的经济冲突是领主庄园制与村社农业生产制之间的冲突。圣经的多段文本,诸如《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约瑟与雅各的冲突)、《约伯记》以及《箴言》,便以不同方式反映了上述经济冲突:《创世记》第41章至《出埃及记》第15章使用了叙述结构,《约伯记》借助于文本形式,而《箴言》则诉诸于意识形态冲突。社会一经济冲突在文本中的反映尽管往往是迂回间接的,但它终究会被文本的意识形态和叙述技巧所披露。

特里·伊格尔顿:《路得记》中的阶级斗争

本文考察了特里·伊格尔顿对阶级、性别和民族性之交叉关系的思考,并由此角度来诠释《希伯来圣经》中的《路得记》。笔者认为,这三个领域为《路得记》中的子嗣传承问题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也因此得出始料未及的结论:以色列人在此文本中是统治阶级;路得的外籍身份、性别及阶级地位都让她在文本中既被吸纳又被抹杀。换言之,文本展示了一个悖论:《路得记》这样的文本事实上通过让女性成为故事的中心,将女性移除出了文本。

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正变得日益流行。本文基于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修订本)来概述此方法的主要观点,包括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之间的间接关系;矛盾和辩证法在圣经文本研究中的作用;阶级、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不同声音在文本中的可能性定位。本文将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安东尼奥·内格里和特里·伊格尔顿等学者的方法 。

位于剥削之巅——古代西南亚的阶级和国家模式（英文）

这篇论文在古代西南亚语境中呈现了古代以色列的阶级和国家模式。文章运用实证资料和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阶级冲突是国家形成的先决条件。据此,其分析始于阶级,阶级涉及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的差异。客观地说,阶级取决于它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从主观上看,它又需要某种来自对其对手身份辨识的意识。鉴于此,对占少数的统治阶级和各类务农劳工(尤其那些不同等级的和乡村社群中的劳工)的不同作用加以评估是有可能的。至于国家,它是难以处理的阶级冲突的后果,其间某个阶级夺取国家机器,将它转换成谋求其自身利益的工具。之后,该阶级会以武力威慑与言辞劝说的结合维护其统治。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前史——马克思、恩格斯与苏联

人们在考察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早期历史时,通常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之前出现的。在此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基本原理而不是蓝图表达其初步思想。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治理原则的基本表述包括:(1)公共权力将继续存在,但失去其"政治性质";(2)治理涉及对行政事务及生产过程的管理,其宗旨是为了谋求社会的真正利益;(3)多数治理机构并不会脱离社会,而是处于社会之中;(4)这一事实可能被视作"底线共产主义"的辩证转变。第二阶段处于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是在漫长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产生的。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某些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治理的社会主义国家,孕育了这一阶段的萌芽:(1)划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阶段;(2)探讨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辩证关系;(3)谋求一种在数量和性质上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即社会主义民主;(4)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些发展都可被视为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前史"或早期历史。当然,中国的发展蕴含了社会主义治理的完整进程,而这是另一个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