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条是产业兴旺,其关键是推动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基本取向是通过"加杠杆"促进过去一产化农村长期沉淀的自然资源,实现价值显化和价值增值。本文在关照现实条件、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认为可以发挥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作用,构建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制度体系。

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两化(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求是践行生态文明思想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重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规律,应该依靠以村社为基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对生态资源进行综合性系统开发。由于长久以来的制度变迁指向“去集体化”,导致当前集体经济空壳或薄弱状态并不足以承担资源集中和资源开发所需成本,这就要求政府发挥财政投入基本建设内在具有的多重杠杆作用,以撬动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增值,带动市场主体和农户增收、集体经济组织壮大等多重效益,从而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

时空变换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发展

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中国重大发展战略变化的基本条件,而全球化时代的宏观背景给中国的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危机和挑战。经历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之后,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使乡村这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重新回归,而今天生态文明的战略要求是城乡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乡村,近年来不断兴起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的民间行动,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将推进农业发展迈向4.0版,即社会化生态农业的高级阶段,从而助推城乡融合的生态文明战略要求的实现。

回看中国:20世纪末的“化危为机”与结构性制度变迁

20世纪70年代,全球产业资本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也顺势向西方开放引进外资,但因此造成财政赤字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最后通过向农民既“放权”又“放责”的制度性变迁而走出危机。80年代,农村因有了自主发展权而获得长达近十年的繁荣,与此同时却是城市改革的举步维艰,伴随“向右转”的全球潮流和东欧剧变,中国再次遭遇经济政治危机。90年代初面对萧条,中国凭借金融主权进行自主货币化和资本化,同时在沿海引进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接着靠增发国债用于基本建设投资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进入21世纪,2007年次贷引发西方金融海啸及欧债危机,外需再度下降,依旧是国家对农村的大量投资以及农民的内需消费挽救了中国。面对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触发的全球危机,结合历史经验,中国若能借机推动国家的生态文明转型,促进生态资源资本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或许能够率先走出危机,转危为安。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农村产业发展既面对严重危机,也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决定了必须摒弃工业化农业的发展路径,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工业化农业效益低且负外部性极大、经济下行压力下返乡农民工数量激增等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农村的生态文化价值的日益凸显、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等收入群体的逐渐扩大、"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新业态,以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的制度保障,为新型农村产业发展道路提供了重大机遇。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本质要求在于将以前不被市场定价的农村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风俗等资源赋值并实现资本化。当前,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鼓励支持市民与农民对等谈判、平等交易,坚持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实现制度的创新。

菲律宾学校营养提升计划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启示

2011年中国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将近6年时间该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就,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营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研究发现,各地营养改善计划运行机制中资金管理,食品安全,家长与老师营养认知,运行方式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通过对菲律宾学校营养提升计划的调研、介绍与分析,提出应该向菲律宾"校园内置农业"、喂养补充与营养教育为基础的营养提升综合模式学习借鉴,该模式在改善学生营养、拓展农业功能、保留作物多样性、提高社会共识等方面取得很好成效。应借鉴菲律宾的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建立营养改善综合运营模式、精准识别的实施方案、监察制度、把校园内置农业作为营养知识学习和分享的平台,以提高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效率和效果,为促进农村发展和国家未来发展奠定人力资本根基。

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有关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状况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民间公益组织,大多属于草根非政府组织,具有直接互助性、服务针对性强的特点。本文对维权型、培训型、援助型、文娱型四种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民间公益组织及其服务内容和代表性组织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民间公益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乡村变革中的党建维度——基于宁夏移风易俗实践的调查与思考

乡村振兴党建先行,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和群众需求,各地农村基层党建做了很多模式创新。其中,宁夏在推行移风易俗工作时,从某种程度上有机融合了党的建设与乡村治理。各区县充分抓住党员干部既是党组织成员又是村庄共同体成员的双重身份特征,综合运用科层组织的正式权力和乡土社会的非正式权力,在移风易俗工作中取得较大成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双重互构:既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自我建设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又以党建为抓手改造了社会风气、助推了社会建设。党建与移风易俗工作的有机结合在农村基层党建的思路和方式上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中国乡村建设的源起与内涵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借助波兰尼"自我保护"与费孝通"乡土重建"视野,有助于挑战"就事论事""好人好事"及"成败论"这三种常见处理,在"脱嵌"和"回嵌"状态下思考乡村建设的源起、内涵及张力,探索一种理解百年乡村建设的新角度,同时进一步理解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反应。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普遍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虽然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充满差异,但却有以下基本内涵:与乡土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促进各种发展要素向"三农"回流,努力改变乡土长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的状况,对乡村遭受破坏和不可持续困境进行积极应对与创新探索。

空间资源再定价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

农村市场化改革在打破要素市场的城乡二元分隔的同时也使传统三要素受城市市场定价影响而持续流出收益低的农业,这反过来又阻碍着农村的市场化进程。新时代生态空间资源的再定价,成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的契机。在实践中,农村空间资源兼有社会功能及经济外部性。因此,客观上需要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空间资源价值化的载体,对内可将要素非经济功能内部化,对外则可形成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PPP投资及符合空间资源特点的"三级市场"定价体系。从而将空间资源再定价与新型集体经济统一在农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这也是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使然。

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

新时代,中国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在安吉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这一理念也成为生态文明内涵的形象诠释。

中国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和新工人群体。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的分析，

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

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是乡村资产的经营管理主体,还是维持乡村稳定和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载体。201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重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这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要求,还是新时代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