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监测评估与政策优化

新时代,我们党全面把握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自身实际和中心任务,对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重大关系处理及其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阐述,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迈向新征程,必须坚持科学合理的五项重要原则,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已有研究相结合,完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监测评估,实时掌握其发展进度和短板弱项,系统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图景,不断调整和优化各项公共政策,才能按时建成根基沉稳、成色十足、人民满意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总体性支配到社会化整合:新中国70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多维转变,基层治理机制逐渐从总体性支配迈向社会化整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政社同构”的总体性支配治理体制;民主国家与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支撑“政社分离”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由于国家权力惯习的延续以及社会市场发育的滞后,基层治理遭遇了行政化和“大众化”的“政社失灵”问题。为走出治理困境,以专业牵引、组织参与和“政社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化治理机制开始兴起。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合作治理机制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化的单位管理体制逐渐被开放的社区制所取代。社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化治理模式和"大众化"治理模式,抑制了社区活力,造成了民主参与和治理绩效的双重失效。为此,C市K区通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内生社区社工和外引机构社工,推动了社区治理由行政化转向社会化,"大众化"转向专业化。如果说行政化治理模式是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服务体系,"大众化"治理模式是居民分化、非均衡的自利性参与式治理,那么,社会化治理模式则是横向共治、政府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专业化治理模式则是组织化、均衡与常态化的公共性治理。由此观之,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是社区善治之道。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新时代基层党建的实践发展、阶段特征与创新路径——以2013年～2017年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为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创造性地做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并在实践中不断向基层延伸。基层党建形成了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党建引领创先争优、干部队伍建设、组织方式重构四种创新类型与价值启示;呈现党的建设与具体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标准化与信息化齐头并进、党建领域逐步全覆盖、党建制度与机制渐趋多元化的阶段性特征。新时代,要以制度建设释放党建红利、以组织体系重构增强服务能力、以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组织基础、以信息化和标准化提升科学化水平、以容错纠错和激励机制激发活力,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民主集中制与协商民主“互嵌”关系的三重逻辑论析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而成,在理论内涵、价值目标以及实践路径上具有一定的“互嵌”关系。理论上坚持党的领导是其本质特征,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统一,也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结合;价值取向上是尊重个性保障权利和凝聚共识规范权利的统一。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以民主协商机制平衡“民主”与“集中”的矛盾,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完善协商民主运行程序,以理念教育和民主参与的训练厚植民主政治的文化土壤。

地方参与式预算的实践经验、问题检视与破解之道——一个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分析视角

作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有效实践形式,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近年来,各地在积极试点参与式预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温岭模式、无锡模式、盐津模式、顺德模式等实践模式,为改革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促进了地方财政预算的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进程。然而,当前各地参与式预算在协商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政府主导下的非均衡参与、监督缺位下的软性约束、地方创新下的非常态、单一支撑体系下的难持续的掣肘等问题,亟需推动协商主体从政府主导向纳税人主导、协商程序从软性约束到科学规范、协商制度从地方多样到宏观建构、协商条件从单一支撑到体系建构的转变,以努力提升我国地方参与式预算协商民主的科学化水平。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预防机制建构路径

预防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般而言,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主要表现为基础薄弱、班子软弱、派系斗争、管理混乱、功能弱化五种类型,政治功能弱化、经济利益驱使、社会转型影响、制度建设滞后、干部能力不足是基层党组织走向软弱涣散的内在根源。新时代,要对标习近平关于基层党建的重要论述,把握预防规律和方法,将"免疫预防""体检预防"和"寓防于治"结合起来,构建常态化、全程化、动态化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跟踪预防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西方现代化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养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建构了其理论体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深刻领会“党的领导、人民至上、上下贯通、目标导向、内外互联、张弛有度、共建共享、守正创新、底线思维”等实践要求,促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党性与人民性、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继承与发展、发展与安全各方面的有机统一,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稳致远。

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背景

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乡失衡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长期性,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城乡失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村建设等发展阶段,成绩斐然。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势必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如期实现。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失衡以及农业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当前最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与鲜明的时代背景,成为新时代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破解"三农"问题的总钥匙。

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变迁与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方式先后经历了四次制度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逐渐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合作化运动产生了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包产到户"改革形成了家庭经营,市场经济大潮催生了合作经营,"工商资本下乡"孕育了企业经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考察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历史进程与现行实践不难看出,集体经营、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以及企业经营共同构成我国"四位一体"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此,新时代应创新农业经营方式,赋予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新内涵,稳步推进合作经营与企业经营发展,发挥各自的制度优势,实现农业规模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统一,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城镇化背景下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探索——以长沙市为例

农地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农地的经营规模决定了农业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方向,并在整个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长沙市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地调查发现,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有空间分布、地形地势、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距离、社会化服务体系、政治因素;其发展模式受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政治因素的综合影响。调查认为,长沙市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而不同模式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逻辑,在运作主体、产生方式、利益分配、资金技术、规模以及风险规避方面存在其固有的特征;农地规模经营实际操作中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留守村”的困境与治理路径——以S村为例

当前我国"留守村"出现了政治参与主体缺位,村庄内生性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式微,村庄公共服务滞后,社会管理混乱等治理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必须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实现城乡资源配置的优化;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村产业经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多元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破除农村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

新兴业态与互联网党建:特征、实践与路径——基于赣北J、Y两市的调查研究

现代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市场需求、商业模式和空间分布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孕育出大量新兴业态与互联网企业。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区域分布不均衡,市场主体数量大、规模小、分布广,党员流动性强,人员年轻化、知识化、个性化,相较传统领域更为复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在组织覆盖、管理体系、组织生活、人才队伍和保障体系建设上成效显著,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推进党员组织关系动态重组,理顺垂直分工与部门协同管理,拓展活动方式与内容,强化培训指导与人员配备,提高财政投入与资源整合能力,提升新兴业态与互联网党建工作质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具有独特的结构要素。纵向结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党政统筹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相结合,横向结构体现为分领域、全覆盖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安排,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嵌衔接”与双轮驱动共同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结构。这种独特的结构要素与基层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贯穿于基层治理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全过程。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价值赋能、主体赋能、程序赋能、绩效赋能和话语赋能,促进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效结合、治理活力与治理秩序有机统一、民主化与集中性双重保障、合法性和有效性互促共融、民主与治理同频共振。

传统与现代之间:改革开放40年基层治理的历时性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推动了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提速以及群众需求的多元性,促使国家基层治理策略由行政化管理转向社会化治理。多元主体、信息入场、民主法治、制度规范、城乡融合等现代化治理要素开始生长。不过,社会弱势、信息不均、行政惯习、制度悬浮、城乡区隔等传统要素依然存在,基层治理呈现出了传统元素与现代特征兼具的发展态势。新时代,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与自治组织改革、优化"政社合作"方式、实施"四化同步"发展策略、提升协商民主制度效能、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以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突围。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形势、矛盾及其破解之道——以武汉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调查,分析了武汉市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及其矛盾,在此基础上对武汉市新型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有益的探讨。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武汉市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研究对我国其他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国叙事与优化路径

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强化国家自主性和执政党的组织力,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趋势。经过几年的改革创新,形成了两委交叉任职、支部引领协商、组织嵌入社会、党政吸纳精英、党建组织群众等独特“中国叙事”,但仍然面临制度建设薄弱、组织体系涣散、党建质量掣肘、法律衔接滞后的现实梗阻。要以党的全面领导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基本遵循,在制度建构、组织设置、党建质量、立法衔接、引领机制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