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测场内自然降雨的空间均匀性研究

以分辨率为1m的10m×20m和10m×10m观测网为研究对象,运用自制雨量杯开展自然降雨测试试验,结合克里斯琴森均匀系数、分布均匀系数、降雨偏差系数、降雨极值比系数、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数学方法对自然降雨的空间均匀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风、降雨量对空间均匀性的影响,并讨论了降雨测量仪器在动态比对试验中仪器的架设间隔问题。结果表明:观测场内自然降雨的空间均匀性良好,且各项均匀性指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风对该观测场内的降雨空间均匀性影响不大,而降雨量的差异对其空间均匀性有一定的影响;在动态比对试验中,降雨测量仪器的架设间隔应小于5m,且部分小型降雨测量仪器(如收集杯)架设间隔取1m可行。

营养缺乏自噬因子1对人脑胶质瘤U251细胞增殖侵袭能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营养缺乏自噬因子1对人脑胶质瘤U251细胞增殖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复苏培养人脑胶质瘤U251细胞,建立转染小干扰RNA(siRNA)的NAF1组(si-NAF1组)、阴性对照组(si-NC组)、未转染siRNA对照组(control组),采用CCK-8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克隆形成能力、细胞划痕实验检测各组细胞迁移能力、Transwell法观察各组细胞侵袭能力变化。结果与control组比较,NAF1-siRNA干预U251细胞后,si-NAF1组NAF1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P均<0.05),其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蛋白表达水平降低,细胞增殖能力下降,克隆形成能力明显减弱,迁移能力明显降低,穿过Transwell膜的细胞数量明显减少(P均<0.05)。si-NC组与control组各项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转染siRNA后NAF1表达下降,进而下调PCNA水平,抑制人脑胶质瘤U251细胞的增殖能力;同时MMP-9蛋白表达水平下降,抑制U251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明末清初嘉湖地区经营式农场高产的主要原因

作者从生产力角度探讨了嘉湖地区沈、张(覆祥)二氏的经营式农场亩产量高于家庭农场亩产量的原因,在生产工具的备置方面,他们拥有数量和质量的优势;在雇佣劳动者时,他们既强调质量,又强调数量;在对雇佣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方面,他们严格规定了操作技术规范,并凭籍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使这种技术规范付诸实施;在生产经验方面,他们重视计划经营、经济核算、预防病虫等害;在经营方针上又坚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和集约经营,并使这些经验得到切实贯彻施行。上述优势,使沈、张二氏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发掘出生产力中的各个要素,从而可以获得高于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效益。

论清代苏、松、嘉、湖地区农业计量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最感辣手的问题之一,便是历代官修与私家著作为今人留下的农业系列计量数据实在太少了,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轻视计量研究工作所铸成的恶果。然而,到了清代,这种延续已久的状态,在苏、松、嘉、湖地区,似乎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其具体表现便是以下四本农村经济学专著在本地区的相继问世:一是成书于崇祯十三年即崇德五年(1640年)前,反映湖州地区农村经济状况的《沈氏农书》;二是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8年)前反映嘉兴地区农村经济状况的《补农书》;

铁路既有线涵洞盖板、板座整体降低及更换技术

介绍利用千斤顶将盖板、板座整体降低和旧盖板顶升、横移更换施工方法及技术处理措施。

职工宿舍纠偏加固

介绍了一幢6层砌体住宅房屋纠偏加固工程的设计、施工过程。在这些工程中,综合运用钻孔掏土、静压注浆等方法,达到了良好的纠偏加固效果。

回忆父亲

父亲罗化千,原名罗空,号浮云。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月十五日出生于浙江省新登县(今富阳县新登镇)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自幼协助其父务农,九岁丧父后,又在家乡牧牛达数年之久,十三岁始入小学。由于他的务农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常为清末新登县里考中秀才、举人等功名的人写录取通知书——“报单”,受其影响,父亲自幼即喜爱上书法,当他少年时期牧牛于家乡绿水青山之间时,常用树枝蘸着泉水在青石板上练习写字。一九一八年十八岁时考入杭州蚕桑学校学习,因蚕桑学校邻近文化名人荟萃的西泠印社,父亲在校求学期间便常在课余或假日自备纸笔到那里练字。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日殖民者对青島港的侵略(1897—1922)

(上) 帝国主义侵略风暴下胶州湾的丧失西方資本主义国家靠着吸食本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肥大起来。到了十九世紀末,它們已经普遍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資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到了腐朽和垂死的时期,一天一天的走近了自己的坟墓。为了維持殘生,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把血爪伸向了海外殖民地,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新危机。当时,无論在非洲、亚洲或是美洲。

论曹雪芹与高鹗的创作分歧

问题的提起（一）《红楼梦》是我国十八世纪文坛上一部发入深省的政治历史小说。它原名《石头记》，出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政治倾向的著名作家曹雪芹之手，计八十回。现在一般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是高鹗之流篡改了曹雪芹原著的改稿，又加上他自己续作的后四十回而凑合成书的。若将帮雪芹的原著与高鹗的续书作一番认真的对比，

論“农民政权”不是封建社会的經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乃是我们研究历史科学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斯大林在谈到'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这一点之后,又指出:'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

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贸易的兴盛,大量为商人活动所必需的应用书籍先后产生,人们谓之为商业书。这些商业书存世的尚有商浚的《水陆路程》(8卷,万历四十五年刊);阙名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万历二十七年刊);陶承庆的《商程一览》(万历刊);李晋德、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又名《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8卷。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的军事成就

本文作者选取了“靖难之役”中的四个重要战役——北平、蓟州、怀来战役；雄县，郑州、真定战役；永平、北平、郑村坝战役；夹河、藁城战役——详加考察和分析，得出了燕军之所以取得上述四个战役的胜利，其关键在于燕王朱棣所具有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得以成功地运用各种战术的结论。

明初教育制度之初步考察——社学、府州县学与国学

洪武二年十月二十日，朱元璋召见中书省臣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一次重要谈话，大意是说：经过元末社会动乱，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如今要治理国家，“宜令郡县皆立学”，他特别强调这是目前的“最急务，当速行之”。十天以后，朱元璋就向全国发布了一份关于大建学校的诏书，内称：“今朕统一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从这段文字里不难看出：初登帝位日理万几的朱元璋，为了巩固明帝国的封建统治，终于把“作养士类”当作“最急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其迫不及待的心情，可谓跃然于诏书的字里行间!

乾隆盛世江南坐商经营内幕初探

一、引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即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后两年，苏州画家徐扬画了一幅描绘苏州工商业盛况的《盛世滋生图》，图中绘有230余家挂有市招的店铺，分属50多个行业。

关于清代以来冀——鲁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演变型式问题——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作者黄宗智教授[美国]商榷

一、作者分析模式的特色198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黄宗智博士所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以下简称《变迁》)。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答威尔金森先生

1973年10月,我们收到英国伦敦大学威尔金森先生(Endymion Wilkinson)从日本东京寄来的一封信,内称:“我现在写这封信告诉你们,我刚完成了你们1959年的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59)的英文翻译工作。”“目前,我正在为该书写引论,试图把你们的重要发现跟日本和西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当时,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我们未能对威尔金森先生的来信作复。

明代的乡试、会试与殿试

早在明帝国建立前的吴元年（公元1367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朱元璋已下达了“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明确指示各地方官，当“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作好准备，“侯开举之岁，充贡京师”，以便为行将诞生的大明帝国服务。但是“特设科举”一事，直到明帝国建立后的第三年疗才以诏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当时，朱元璋注意到：京师虽有高等学府——国学，洪武二年二月又颁布了在全国大办中等学校——府州县学的诏令，但天下初定，新朝官员奇缺，通过学校系统培养的“士类”尚需一段时间才能成材，大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而据他所知，眼前社会上尚有一批已经成材的知识分子，可供招揽。

浅谈数字电视综合监测系统

一概述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后整转阶段。随着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工作不断深入．数字电视频道的简单增加已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各种增值业务，如准视频点播业务、数据广播业务、各种资讯服务包括新闻、股票等，成为各有线数字电视运营商的重点发展方向和吸引客户、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再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答朱建同志

《学术月刊》1961年第四期刊载了朱建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景甦同志与我合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以下简称《性质》)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朱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出现是在廿世纪初年”,作者认为1901年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建立的金坛茅麓明农公司以及1921年至1936年间在苏南建立的七十多处农场,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如果以此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那种庄园式的生产关系比较起来,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的”。看来,“朱文”的结论部分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性质》一书所确定的结论,并不是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距发展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一段距离”,而是把它说成有如1901至1936年间在我国出现的那种现代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朱建同志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同样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是有别于现代型农场企业的。因此,凡“朱文”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部分,本文将不作答复。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只是:(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是否“还非常疏远”?(二)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是否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和“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不妥之处,请朱建同志和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