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行为之入罪要件论

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行为并不当然属于受贿行为,如具备《贪污贿赂解释》规定的三要件即对象要件、数额要件和职权要件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感情投资型)受贿罪。"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种推定,即同时具备三要件的推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如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既非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又非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或者财物价值不满3万元,或者索取、收受财物行为不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均不能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以受贿论处,而属于一般违纪行为。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向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一般受贿转化的,应整体认定为受贿,之前索取、收受财物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

依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则和要求,完善和调整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应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将服务商标、“类似商品”、“近似商标”侵权行为和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纳入本罪的保护范围;改结果犯为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加大刑法对注册驰名商标行为的保护力度。

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认定及其与近似犯罪的界限

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要看行为人是否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是否经营了同类营业,是否获取了数额巨大的非法利益。区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与截留国有财产的贪污行为,关键看行为人是采取何种方式取得非法利益的。区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与提供商业机会收受贿赂的受贿行为,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参与了经营。区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与为亲友非法牟利行为,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参与了经营,是否有为亲友牟利的主观目的,以及是否给国有公司、企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防范浅议——中国语境下的探讨

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就是以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采用暴力等手段打击无辜者以制造社会恐慌,以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或取得政治优势目标服务的犯罪。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由民族主义引发的,突出表现为西藏“独立”和新疆“东突”问题。在防范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中,政治和刑法手段只能治标,社会政策则是治本之策。通过完善和加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经济、语言、教育、移民和宗教等政策,消解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思想基础的民族主义情绪。

盗骗交织型犯罪的罪名认定

盗窃和诈骗是常见的侵财犯罪手段。对于盗骗交织情况下的犯罪罪名确定,取决于行为人取得财物时的主要犯罪手段。如果是利用财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产生错误认识"自愿"处分而取得财物的,则为诈骗;如果是采取以假相作掩盖,暗中取得财物的,则为盗窃。

关于网络赌博的刑法学思考

网络赌博是一种新型的赌博活动,类型较多,有三大特点：隐蔽性强,成本低、风险低,超越时空性。网络赌博具有较之传统赌博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利用网络组织实施赌博活动的犯罪行为,应认定为赌博罪。网络赌博中的“开设赌场”分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单位网络赌博成立犯罪。网络赌博对我国赌博罪的立法启示：提高法定最高刑期、明确罚金刑、增设“没收财产刑”。此外,可设立滥用计算机罪,完善电子证据立法,加强综合治理等。

“犯罪分子”称谓反对论

“犯罪分子”称谓系政治术语,而非法律术语。将犯罪人或罪犯称为“犯罪分子”,不仅影响法律用语的规范和统一,而且易生歧义。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称为“犯罪分子”,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不利于犯罪人人权保障。改“犯罪分子”称谓为“犯罪人”或者“罪犯”,甚至为“受刑人”,是法治文明的呼唤。

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述评

美洲国家组织反恐法律中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能直接触及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内容,但单纯以罗列主义的立法形式难免存在粗疏或琐碎的弊端;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化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规定,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限制颇多,需要完善;关于恐怖主义犯罪案件中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及保障恐怖犯罪嫌疑人权利之规定,值得称道,对国际社会完善反恐法律具有启示意义。

亲情犯罪研究

亲情犯罪挑战道德底线,已成为当前刑事犯罪领域的新动向。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失调、社会不良思潮的侵袭、个体文化素质偏低及法律意识淡薄,是其发展蔓延的主要原因。因此,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加以防范刻不容缓。具体为:重塑家庭道德观,让真情与关爱融化亲情犯罪“寒冰”;增加社会积极因素,控制犯罪心理的生成;提高行为人自身素质,增强犯罪免疫力;加强司法控制,坚持依法惩处与维护家庭团结相结合。

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的司法认定

本罪中的"伪造"不包括变造,除非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本罪中的"倒卖"是指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有价票证而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行为。认定"其他有价票证"的范围,应把握"有价票证"的基本特征。犯罪数额分为犯罪实行数额和犯罪结果数额,应以实行数额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同时兼顾非法获利数额。在罪数形态上,需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是构成本罪还是其他犯罪。该罪是行为犯,应以行为犯的既、未遂标准来认定本罪的既、未遂。

飙车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以杭州胡斌案为切入点

在定罪中,应根据飙车行为是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来决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在量刑中,对以间接故意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飙车犯罪被告人,即使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一般也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属于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结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从轻以及从轻的幅度;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同样需要结合案件情况慎重把握。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期权腐败行为分析与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与日俱增,一些手执权柄的领导干部绞尽脑汁不断创新腐败的新形式,期权腐败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犹如人体内的恶性毒瘤,叱咤风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给我国当前的反腐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鉴此,对期权腐败行为进行理性分析,挖掘其生成原因,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预防和减少期权腐败现象的发生,正是本文的旨意所在。

涉房屋贪污贿赂犯罪的既未遂标准及数额认定

贪污房屋等不动产的,不应以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作为既未遂判断标准,而要看是否实际占有涉案不动产。国企改制中贪污房屋等不动产,实际控制了涉案不动产或者国家出资企业改制已经完成的均为既遂。收受房屋等物品应以实际控制为既遂标准,房屋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且为既遂。收受按揭房屋并由行贿人还贷,如案发时贷款已经还清的,受贿数额以收受该房屋时的价值全额认定;如案发时尚有部分贷款本金未还清的,则以收受该房屋时的价值全额认定,案发时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以未遂认定。

试论我国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的防范对策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世界的一大灾难。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由民族主义引发的,突出表现为西藏“独立”和新疆“东突”问题。在防范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中,政治和刑法手段只能治标,而社会政策才能治本。通过完善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经济、语言、教育、移民和宗教等社会政策,瓦解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思想基础的民族主义情绪。

死刑适用中的自由裁量

在死刑适用中,对于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难以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需要刑事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国家的死刑政策,准确把握刑法关于死刑适用的标准,尽量参照死刑案件的先例判决,在综合全案情节尤其是考虑从轻情节在整个案件情节中的地位、人民群众的反响强烈程度、民愤的大小、社会治安状况的基础上,做出是否适用死刑、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判断。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以《爱国者法》为例的反恐法律评判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爱国者法》是一部安全高于自由的反恐法律。具体表现为:禁止公民的表达自由,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软化司法令状,缩减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疆域;扩大侦查权力,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无限拘留权和设立军事法庭,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监听、监视监管场所,妨碍公民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犯罪人格视野下的犯罪预防

犯罪人格之于犯罪预防的价值在于,犯罪人格研究促进了动态、整体犯罪人观的形成,使建立于犯罪人格之上的刑事政策更加科学、合理。犯罪人格视野下的预防犯罪路径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控制犯罪心理的生成;以犯罪人格为视角对犯罪人进行分类治理,改善犯罪人格。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限主要在于有没有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罪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特别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从一重处。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态度。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