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问题研究三十年及其前瞻

"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准则,是人们修身处世的总道德纲领和"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部分与重要内容。随着上世纪8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三纲五常"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与关注。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三纲五常"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纲五常"的本义及关系、来源、发展阶段、功能及历史作用、现代价值五个方面。学界对"三纲五常"问题的探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传播与践行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内儒外道:郭象玄学的思想归属及价值取向

郭象儒道会通的思想体系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为外在框架,以儒家经世治国的思想为主要内核,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一套合乎自然的名教秩序,以此安顿社会与个人。郭象用道家的"自然"来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并为儒家的"名教"找到了形上依据,这是儒家内部对其名教走向穷途末路所作的一种自我挽救。郭象通过视三纲五常为人之自然本性、为圣王正名、树素王为道德榜样的主张实现了道家之消极"无为"向儒家之积极"有为"的转变,展现了其玄学"内儒外道"的思想归属及儒家化的价值取向。

“天人合一”问题研究三十年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及核心问题,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天人合一"的研究呈现出研究层次立体化、研究内容具体化及研究视角多样化的特点,对"天人合一"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天"与"人"的内涵、"天人合一"的内涵、"天人合一"的类型及其划分标准、"天人合一"思想的评价及现代价值四个方面。

“黄老学”溯源

"黃老学"产生于齐宣王时的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结果。"黄老学"是指各家托名黄帝、老子立言而汇聚成的以道为中心、为"王治"服务的学术思潮。它孕育、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发展、兴盛于秦汉之际,沉暮于西汉中期,开新于西汉末至东汉末。"黄老学"具备以道论(气化论或规律论)为基础、无为而无不为、身国同治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形态,它包括战国中后期的"黄老之术"、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和西汉末期至东汉末期的"黄老道教"。"黄老学"综合了各家学说,在历史上起过拨乱反正和养生修心的作用。

近百年来五伦思想研究述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五伦则是儒家道德的内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对五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儒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历史命运,理解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并为现代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中西文明的对话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近百年来,学界对五伦思想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五伦思想的批判与解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五伦思想的正名与复兴时期;八九十年代至今为五伦思想的反思与重构时期。整体而言,思想史中的五伦思想研究、方法论上的五伦思想研究、比较视域中的五伦思想研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五伦思想研究是我们此方向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

郭象《庄子注》的哲学方法探析

郭象《庄子注》通过寄言出意、辩名析理、"迹"与"所以迹"的哲学方法来融合儒道思想,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万物自生的本体论、性分冥极的人生论及内外相及的圣人论,以此解决当时社会有为与无为、社会体制与个人自由、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有物之域”、“自得之场”与“玄冥之境”——论郭象“独化”的三个方面

郭象的独化说由"有"、"无"以及"玄冥"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郭象以"有物之域"来揭示"性分"是"独化"之"有"的方面,以"自得之场"来揭示"性极"是"独化"之"无"的方面,以"玄冥之境"来表征"独化"是"有"、"无"统一的圆融状态与精神境界。郭象的"独化"既是一种本体,又是一种精神境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生命的存在和意义问题,实现"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人自由"的统一,最终达至"独化于玄冥之境"。

试论郭象“名教”的内在结构

郭象的"名教"既包含外在的道德规范形式,又包含内在的自然真实情性。他以"众之所宜者不一"作为"名教"起源的原因,以"名当其实"作为"名教"内涵的实质,以"任众性"、"顺众心"作为"名教"运用的原则,以"各得其性"、"各用所能"、"各安所司"作为"名教"实现的功能,进而建构起其完整、系统的"名教"思想。与王弼追求普遍道德本体及嵇康、阮籍追求超越"名教"而重视主观情欲的价值诉求不同,郭象将"名教"与个体"自然之性"相融合,使"名教"内化于道德主体的自然原则更具体化,使"名教"与"自然"的融合更具操作性、现实性。

培育与弘扬新时期广东文化精神的实践路径

"三纲五常"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方面为我们今天培育与弘扬新时期广东文化精神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层面的借鉴意义,其大致可以概括为:学者与政治家的合作,思想与制度的双保障;政府倡导,广大民众参与;全民宣传教育,榜样示范引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道家生态哲学的吸纳与转化

道家哲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张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生态化思维方式的继承与转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是对道家"因循无为"生态化行为原则的改造与超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道家"道通为一"生态化格局理念的延续与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及生态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案,对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政课教学资源,其中“和而不同”思想可引导高校思政课在教学内容上由传统单一的学科范式向现代多元的“思政+”的跨学科范式转变;“知行合一”思想可促成高校思政课在教学方法上由以往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启发的倾向向现在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转变;“以民为本”思想可推动高校思政课在教学目标上由以往“绩点为王”的趋势向现在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以人为本”及“立德树人”转变。

影子银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迅速,经济占比大,研究其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深刻的现实含义。影子银行通过其对货币政策、物价等机制影响着国内经济的发展。选取2007年-2017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协整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从计量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影子银行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影子银行规模、CPI指数以及货币供应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影子银行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正相关,对短期CPI将产生消极作用;建议监管部门做好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督与管理。

王弼礼学思想探析

王弼用宇宙生成论层面的“以无为本”重溯礼之本根,将自然风俗人情之“无”视为礼之来源;以宇宙本体论层面的“以无为用”阐发礼之功用,发挥“无”本体——礼质之性的决定性作用,将性、情相符视为礼完全呈现自身价值的理想状态。王弼通过“贵无”以“全有”的“以反求成”思维建构起礼质(无)与礼文(有)相统一的礼学范畴,企图为实现“君主无为、臣民自化”的礼序有等理想政治提供理论基础。

郭象“性分”思想的矛盾两重性及其评价

“性分”思想是郭象哲学的核心与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郭象“性分”思想统合了先天、不变、必然的“命”与后天、可变、偶然的“遇”,并以“遇”为“命”,强调“性分”的自然而然与理当如此,这就决定了“性分”思想具备先天与后天、不变与变、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两重性特征。此外,对郭象“性分”思想矛盾两重性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就抽象理论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个人身心的安顿;就具体现实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近百年来五伦思想研究述评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五伦则是儒家道德的内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研究五伦思想有利于我们认识儒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历史命运,理解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并为现代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中西文明的对话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近百年来,学界对五伦思想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五伦思想的批判与解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五伦思想的正名与复兴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为五伦思想的反思与重构时期。整体而言,思想史中的五伦思想研究、方法论上的五伦思想研究、比较视域中的五伦思想研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五伦思想研究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种大量提取猕猴桃不同组织高质量总RNA的方法

在CTAB法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改进,提取了“红阳”猕猴桃7种组织(果实、雄花、雌花、叶片、种子、皮、根)的总RNA。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和超微量核酸蛋白测定仪检测了该方法和试剂盒法提取的RNA的完整性、纯度和浓度。结果显示:采用这两种方法提取到的猕猴桃不同组织的总RNA,能检测到18S和28S两条清晰完整的条带,A 260/A 280值在1.8~2.0间,A 260/A 230值大于2.0。进一步的RT-PCR验证结果表明采用这两种方法提取到的RNA质量较高,均达到了分子生物学实验的要求。因此,本文改良的CTAB法适用于猕猴桃各组织高质量总RNA的大量提取。

汉代礼治思想研究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礼的研究即受到学术界重视。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理念的礼治思想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总体上说，广义的礼治思想包括礼论、礼仪、

郭象玄学的政治理想:“治之具”与“治之道”的统一

西晋元康时期,为纠正"贵无"派产生的虚无放诞弊端,郭象将"治之具"看成是圣王遵循"治之道"的自然结果,强调"道不离器";为缓解"崇有"派导致的名教严重异化现象,郭象将"治之道"看成是圣王实施"治之具"的价值主导原则,强调"即器求道"。此外,郭象还以"迹"与"所以迹"来说明"治之具"与"治之道"的关系,并认为二者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显露和被显露、呈现和被呈现的关系。这就肯定了"治之具"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立了"治之道"的价值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了"治之具"与"治之道"相统一的"君主无为即臣民自治"的政治理想,为调和当时社会的"贵无"与"崇有"两派以及缓解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案。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