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营制度：挑战、转型与创新--长江学者、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必良教授访谈

中国农业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期,农业经营制度变革何去何从亦处于关键的转折关口。罗必良教授向我们分析了我国农业经营制度面临的变化和重大挑战,指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并认为四川崇州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可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方向。

论农业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和核心着力点。就理论层面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特征主要涵括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三个方面;从基本国情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在于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生产领域的大幅拓展、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生产韧性的大幅增强和生产收益的大幅增加;从本质规定来说,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点应聚焦于推动颠覆性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着力实施六大行动计划。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深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加强高水平农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强化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

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的协调机制及市场化策略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是由庞大人口规模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储备充足、供应充裕,且受国际市场冲击较小,但国内生产和流通方面面临的挑战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区域间的摩擦和利益失衡尤其值得重视。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必须遵循“产粮得益、用粮付费”“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着力形成“双向激励”以调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基本盘。采用区域平衡产销订单、种植面积指标调剂拍卖、粮食储备和进口配额匹配的指标拍卖,以及市场化运作方案协同的一揽子交易等协调机制与市场化策略,有助于构建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确保省际粮食产销均衡与国家粮食安全。

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分配性努力抑或生产性努力

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不均等的重要表征。主流文献认为,通过生产性努力做大“蛋糕”和通过分配性努力分好“蛋糕”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两条关键路径。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强调生产性努力,寻求产权及其收益上的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线索和关键逻辑。实证分析发现:(1)城镇化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明培育经济增长极、做大“蛋糕”所产生的涓滴效应强于极化效应;(2)表达地权管制的粮食种植和表达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机装备,分别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说明以“保供给”所施加的产权限制不利于共同富裕,但通过分工深化可扭转不利局面;(3)生态环境改进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说明保育并盘活生态资产可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强调,促进共同富裕应遵循包容性发展逻辑,强化生产性努力的能动性。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到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列入2024年重点工作;从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到今年全国两会上共商国是时再作深入阐释……

数字赋能:助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基于全国农户微观数据的考察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能否有效助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探讨互联网信息技术助推小农户数字赋能的内在机理,并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有效促进了小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以及对农业的生产性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赋能在大规模农户、中老年农户、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户组中的作用尤为显著。文章强调,应该加快推进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户的数字素养,持续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促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支持性作用;与此同时,重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双刃剑”效应,缩小群体间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有利于小农户的包容性的现代农业发展。

小农户如何走向农业组织化经营——来自农民工回流农户的证据

农业组织化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回流农民工形成的农业人力资本补偿,对于推动小农户组织化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回流对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民工回流显著促进了农户的组织化经营,改善了农户农业生产的契约化、合作化及分工化的程度。(2)机制分析表明,包括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内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回流农户实现农业组织化经营的重要传导路径。(3)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外出务工时长、外出务工地点以及外出务工工作性质的回流农民工对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均存在差异性。其中,外出务工时长与农户的农业组织化经营呈“倒U”形关系;相较于西部,中部、东部回流农民工进行农业组织化经营的程度更深;相较于临时工作经历,具有自雇或正式工作经历的回流农民工对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更大。为了降低小农户组织化参与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约束,不仅要提升农内务农者的人力资本,还应重视经由迁徙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并重点关注具有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回流农民工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作用。

农地撂荒与粮食生产——一个非线性关系的考察

农地撂荒现象已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关于农地撂荒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还缺乏有效的定量评估。通过将农地撂荒与粮食生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使用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RH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农地撂荒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农地撂荒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会影响粮食产出。(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撂荒与粮食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由于撂荒地块的质量差异与剩余地块要素配置水平变化共同引起的。小规模的撂荒主要涉及劣等地块,造成的粮食损失相对较小;同时,撂荒劣等地块还会提升剩余地块上的要素配置水平,带来粮食增产的效果,从而部分抵消了粮食损失。然而,这种增产效果会随着非农就业规模的增加而逐渐减弱。(3)进一步分析表明,引进农业技术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有效削弱农地撂荒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文章强调,当前阶段的农地撂荒主要以产粮率较低的劣等地为主,并未对粮食安全构成明显威胁。此外,是否有必要采用行政手段促使劣等地块复耕种粮,应予以审慎考虑。相比之下,退耕还林(草)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等措施可能更具可行性和潜在优势。

建设农业强国:战略导向、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

建设农业强国是中国强国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基点。中国建设农业强国要立足人口总量大、资源约束紧、地域空间广、不确定性大、小农主体弱等基本国情,结合新的安全观,保证供给、化解约束、强化功能、激活动能、规避风险。建设农业强国应以“安全最大化”为总体目标定位,以供给安全、绿色集约、多功能性、韧性建设、社会化服务等为战略导向。提高供给保障能力,使粮食安全“稳起来”;提升可持续能力,使农业生产方式“绿起来”;增强产业功能,使农业产业链条“壮起来”;提升抗逆韧性,使农业抗风险能力“足起来”;激发主体活力,使农业生产服务体系“融起来”。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谁来改造传统农业?——来自农民工回流对农业专业化经营影响的证据

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农民工回流作为流出地人力资本的一种补偿形式,能否促进农业经营方式及其现代化转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农业专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分析农民工回流对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农民工回流显著促进了农户农业专业化经营,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农民工回流通过提升信息获取能力、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借助农地转入和农机采纳等路径实现专业化经营的转变。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年龄段的回流农民工中,中年群体对专业化经营的作用最为显著;务工时长与专业化经营呈倒U型关系;务工时的工作变换更有助于农业经营专业化。第四,情景分析表明,在家庭互联网接入和村庄合作组织相对完善的情境下,农民工回流将进一步强化农业专业化经营。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应重视回流农民工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内生性作用。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是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持力量与可动员的社会资源。

地权稳定会强化农户的生育激励吗?--来自雷州半岛的准自然试验证据

地权制度如何影响生育决策?雷州半岛同时存在的承包地和祖宗地制度为观察不同地权制度安排对农户生育行为的激励差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准自然试验。本文基于农户问卷数据,采用OLS和2SLS方法研究发现:祖宗地村庄农户的生育行为较低,并随着村庄祖宗地占比的增加,农户家庭新增人口数量会减少;农地调整发生次数的增加则会提高农户生育行为的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地权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与产权稳定性紧密关联。在农地调整下,较多的家庭人口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从而生育行为成为农户获得更多土地的重要策略。

连片种植能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吗?——以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为例

农地规模经营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连片规模作为农地规模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否带动农户进行农业绿色生产,是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利用2017-2019年广东省阳山县的农户追踪数据分析水稻连片种植对农业绿色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开展连片种植能够显著促进化肥与农药投入的减量,即连片种植显著促进了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片种植农户通过增加机械服务外包环节和提升机械服务外包契约化程度等路径实现绿色生产。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小经营规模农户和小地块规模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后,更能够促进其进行农业绿色生产。第四,情景分析表明,在承包地完成了农地确权和村庄内拥有高信任水平的情景下,连片种植会强化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由此提出,鼓励农户开展连片种植,发育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市场,有助于将小农户卷入农业绿色化发展进程之中。

陪读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吗?——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

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在乡村实施“撤点并校”改革之后,送子女进城接受教育,即教育城镇化已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选择。然而,这种教育投资往往以牺牲陪读母亲的职业发展为代价。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母亲陪读现象较为普遍,并且随着城镇等级的提升呈现增强的趋势;(2)教育城镇化伴生的陪读行为,显著抑制了陪读母亲非农就业的概率,对其非农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陪读对母亲非农就业的作用效应受到教育程度、年龄阶段和所处地理区位的影响;(4)长期来看,农村母亲的陪读经历促进了其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其参与非农就业。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学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就业机会有限且家庭照料负担沉重,短期内陪读母亲就近务工及全家进城安居的可能性较低。本文有助于增进对中国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进城、家庭未进城”现象及其关联问题的理解。

母亲陪读、密集母职及其生育效应——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

陪读作为农民家庭帮助幼年子女获得更优教育机会的教育风险投资,将大量年轻母亲束缚在家庭中,使其承受着剧增的子女教养负担,从而抑制了其多孩生育意愿。文章基于农民家庭教育投资策略变迁的视角,利用CFPS数据实证考察陪读行为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陪读显著抑制了农村陪读母亲的多孩生育意愿。有陪读经历的农村母亲,其生育孩子的期望数量明显少于没有陪读经历的农村母亲,且其结果具有稳健性。(2)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母亲在陪读过程中的“密集母职”实践引致其精神压力的增大,显著抑制了其多孩生育意愿。(3)进一步证据表明,陪读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即对于没有选择陪读的农村已婚育龄女性来说,其生育意愿会受到同村陪读母亲经历的负向影响。(4)异质性分析发现,不论子女在何地学校就读,陪读对农村母亲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具有普遍性。由此,提高农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在于保障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动教育责任回归学校,减轻农民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并警惕农村社会互动的消极效应。

乡村治理秩序重构:机理与现代化方向

乡村善治是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基础。乡土中国历来是一个非制度化极具张力的社会,在“差序格局”的传统秩序内,“三缘”内生出以关系交易、集体行动、人情文化为特征的有序社会规范,从本质上表达为由权利不充分而构筑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存机制。本文以土地赋权、机会开放和保障强化为分析视角,揭示中国乡村治理秩序撕裂与重构的发生机理与现代化方向。本文阐明,随着地权制度改革逐步对农民“赋权强能”以拓展享益空间,经济形态转变与开放赋予农民流动择业与融入现代市场的选择机会,国家多层次社保机制强化农民的发展权利,均在冲击农村传统关系型治理秩序的构筑基础,并以契约化、正式化的现代方式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本文强调,面临农村社会经济交易与社会交往秩序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型,应准确把握乡村现代治理方向,强调三治融合,形成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协调互促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谐美丽新农村。

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及其缓解机制

一、企业战略联盟:形成动因及稳定性问题 一般说来,企业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了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股权、协议(或契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生产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一种松散型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多为自发的、非强制的,联盟各方仍旧保持着原有企业的经营独立性.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1998)认为,战略联盟是'企业之间达成的既超出正常交易,可是又达不到合并程度的长期协议'.

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生存、演进及发展

本文从分工、专业化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生产组织的选择 ,农业生产组织的演进形式取决于政府目标及其采取的相应宏观政策。价格自由、择业自由是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前提 ,如果政府既控制农产品价格 ,又严格限制择业 ,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 ,人民公社体制就是政府强制推行的制度安排 ;如果政府控制价格 ,松动择业 ,就会造成工业品生产过剩 ,农产品供给不足 ;如果政府放开价格 ,控制择业 ,就会人为制造行业垄断 ,保证少数人利益 ;如果政府放开价格 ,择业限制松动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选择就成为政府推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如果价格、择业充分自由 。

交易效率: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视角——基于广东个案研究

本文结合2007年广东省10市50个县(市)211个乡(镇)511个村民小组近1000户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流转调查数据,通过筛选并选出相应的统计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相应的因子,最终核算出影响农地流转的交易效率大小,结果是:在三类农地流转中,农地流出户的交易效率最高,其次是农地流入户,而尚未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交易效率最低,这一结论符合客观事实,笔者还运用交易效率数据对农地流转时间和流转后的感受作了相应的回归分析。最后,文章还就如何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一些建议。

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基于广东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户的产权行为能力对其土地流转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农业经营能力优势的农户倾向于保有农地,而具有非农就业能力优势的农户则倾向于转出农地,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出现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农户专业化分工对推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