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选择与文学表达的差异性——京、沪1913年上巳日三场修禊诗比较研究

1913年上巳日京沪两地同时出现了三场修禊诗,它们在共同模拟兰亭禊集,表达对自由、旷达与快意生活的追求,抒发出人生易逝、生命难再的慨叹的同时,却呈现出不同的主题选择和表达方式:梁启超的禊集在古今、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表达出洞穿时空的历史感悟与人生的感慨;淞社和超社的禊集更多关注社会鼎革导致的君臣伦理、文化意义的变革,借用诗歌怡情的手段,较多地用来讽政,流露出明显的遗民情结。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三群人对文学本质、功能的不同认识及文学的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的选择不同。

民初遗民对晚明历史的文学表达--以《淞滨吟社集》为中心

淞滨吟社是民国初年周庆云、刘承干等人模仿宋元之际遗民吴渭的"月泉吟社"在上海创办的一个遗民诗社。1915年刊刻的《淞滨吟社集》涉及的内容颇广,其中以吟咏晚明历史最为详细,主体思想倾向表现在对弘光帝的骄奢淫逸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为代表的贪功、腐朽官僚集团的愤慨与嘲讽;对弘光王朝诸臣之间不团结的义愤;对大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党争的关注;对以史可法等为代表的忠贞、节义之士的赞颂;对离乱社会的女子,尤其是身份低贱的宫女、妓女的称颂等五个方面。以淞滨吟社为代表的民初遗民对晚明历史的文学表达,呈现出了明显的遗民之思,其积极性和消极性是互存的。

从《亚洲学术杂志》看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

《亚洲学术杂志》是1921年秋成立于上海、由一群遗民在讲学研究组织"亚洲学术研究会"基础上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该会及刊物立足于"亚洲学术与世道人心有极大关系"之主旨,极力宣传亚洲旧有学术,杂志的出版在学人阶层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共鸣,同时也引起了部分人士的争议。从文化思想倾向看,杂志肯认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中国文化精神,批判西方文化、称颂东方文化,反对机会主义新思潮、批判新文化运动,呈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民初遗民生存方式之文化意蕴解析

民国初年遗民选择的复辟,留辫、易服与归隐,变名,筑室,殉节,崇陵情结,自断年谱,停作日记、文章等方式是一种与明代遗民不同的生存状态,他们把日用性的名字、服饰及室名等外在性内容赋予内在的文化意蕴,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归隐、留恋故主等“孤露遗臣”之情怀,一方面表现了他们不与民国合作,甚至敌视中华民国的态度。注目民初遗民这样特定人群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转型过程中社会、时代、文化复杂性、多面性的认识。

以九老会为首的怡老会社主题探论

自白居易等人的"香山九老会"出现后,九老会成为一个象征、模拟符号被文人们记起、效法或沿袭,宋代文彦博洛阳耆英会后,九老会与耆英会、真率会结缘,沿九老系列、耆英真率系列发展,中唐以后至近现代以九老、耆英、真率等命名的会社达60余个之多,它们整体上归属于怡老会社。九老会等会社以朋辈型、家族型、隐逸及遗民型三种类型呈现于世,其文学主题为:借诗酒唱和,表现颐养天年的朋辈意趣;亲故欢娱、敦睦颂德的家族、门生故旧聚会;文人雅士的隐逸情结抒发,但当社会易代时,"怀道抱德不用于世"的逸民追求转变为对社会"废兴"的感慨,使得部分怡老会社楔入了存身全志的遗民情结。

论早期胡先骕的“古典”守望

作为学衡派的中坚人物,早期胡先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化的交汇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中、西“古典主义”的追求与守望。他的“执古”、“存古”不仅局限于以传统诗性、诗话理论和散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性内容,而且包含了以古希腊、罗马为核心的欧洲古典性内容。

民初遗民诗词的同题群咏研究

同题群咏是指对同一诗题、题材或事件集体进行吟咏。民初遗民诗词同题群咏对象多样,表现形态各异。主题思想总体为抒发遗民情怀,具体表现在遗民情结、隐逸思想、志节追求和颂寿怡情之乐四方面。在艺术特征上,有明显的意象指向性,重点关注主题意象、典故意象以及意象扩大、意象转换等;题咏方式区别于通常的诗歌唱和,以共鸣,或有感而发,或借题发挥形式出现,部分群咏诗词时间跨度长。民初遗民诗词的同题群咏既是对传统诗歌唱和的继承,也是文学抒情表达方式的新趋势。

学衡派人文主义教育观念及实践初探

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衡派的教育观念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对道德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主张沟通东西方道德精髓,融会贯通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其教育实践主要表现为通识、通才教育,“博雅之士”即通识和通才之人,是学衡派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

民初遗民诗词中的苏轼意象

苏轼意象不同于苏轼形象,苏轼意象是由具象的人生经历、亲友、遗物、文学图录等与抽象的文化精神(文学精神、文学人物、人格魅力和文化性格)及与其关联的爱情、友情等构成。因苏轼独特的文化精神影响,苏轼经历、心灵的神通等原因,民初遗民借助淞社、超社(逸社)、须社、沤社、白雪词社等社团雅集、酬唱活动,通过对苏轼生日的追忆,表达了对苏轼狂旷谐适的人格精神、人格魅力和文化性格的崇敬与景仰;通过对苏轼图像、遗物、遗迹的吟咏,表达了对苏轼的崇拜与神往;通过对苏轼兄弟情、友情、爱情诗的唱和,表达对普适的人间情爱的肯认与赞颂。分析苏轼意象为了解文化的苏轼、了解苏轼的文学意义提供了参考。

清末民初遗民关系摭拾

清末民初是遗民辈出的时期,从遗民关系的基本形态看,主要的类型有父子兄弟型、姻亲型、乡谊型、学缘型、业缘和趣缘型。民初遗民在社会的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决中基本被视为“落后”与“反动”的代名词,然而在中国学术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民初遗民却扮演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群体关系入手是深入研究民初遗民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也是深切把握遗民各自所处的位置、相对的身份以及文化实绩的前提。

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学衡派的文化观

学衡派的文化观借用其发刊词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前者主张极力发扬中国传统的宗教、道德精神,宣传人伦、孔子学说、独立自主的学术品格等;“新知”主要指印度佛教、希腊苏格拉底学说和犹太耶稣教。学衡派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中西文化的精髓部分会通融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优秀的文明精魂。

希社新乐府与民国二十年代的政治讽喻——以《希社中兴续编》为中心的考察

希社是高翀等民初遗民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一个文人社团,《希社中兴续编》甲子(1924)年社课以"吊新战场文"、"走马灯歌"、"共和新乐府"、"五大伟人咏"、"共和竹枝词"等为主体,通过对民初总统虚伪、贪婪的描写,表达对民初政局动荡的不满。希社遗民以新乐府形式叙写民国二十年代的社会场景,接续了新乐府运动的传统和文学精神,拓展了元白新乐府的讽喻内容和范围。

试述角色理论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运用

角色理论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但可以将它应用于素质教育中。素质教育其实就是角色教育,学校素质教育实施的关键在于要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各种角色的潜能,角色潜能的培养成功与否就是衡量素质教育的标准。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广大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强化他们作为一名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使之担当好一个优秀的公民角色;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大学生们成为一种知识角色、文化角色;身心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生理和心理。

全球语境中文化诠释的歧异——从梅光迪、胡适往来书信看“胡梅之争”

文学革命初期的"胡梅之争"表面上看是胡、梅二人不同文艺观念和文字改革认识的论争,其实,他们内在的出发点是探寻世界文化接触后,中国文化如何顺应世界大势,中国文化存在的地位、角色、紧迫性与必要性的问题。由于语境的错位、教育、个性心理、行动的倾向性等原因,二人文化诠释出现歧异,其根源在于各自对中、西文化的功能、作用、发展前途的认识差异。从本质上看,"胡梅之争"是古典主义与实验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立的反映。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影响 ,文学批评也同样。上个世纪 2 0— 30年代 ,经过学衡诸子的引介和梁实秋的宣传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一度在中国旅行 ,二派借助于该理论批评中国现代文学。前者坚持“以道德为本” ,认定道德是文学批评的标准 ,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突破了道德的樊篱 ,背离了人心 ,受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梁实秋则坚持作为人性的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准星 ,文学批评尤应注重“历史的透视”方法。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民初遗民诗话的民族意识探析——以魏元旷《蕉庵诗话》为中心

民初诗话具有浓厚的遗民情结。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王国维“以诗补史”的诗学阐释

"以诗补史"观念经黄宗羲发轫后,王国维成为真正的实践者。王国维诗、史观念的形成经历三个阶段:1906年前后萌芽;辛亥东渡旅居日本期间,诗与史的关系逐渐明晰;1912年《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正式形成。王国维以《湖山类稿》参核南帝后北狩事及《颐和园词》、《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等诗歌创作是"以诗补史"实证的体现。"以诗补史"与"诗不可兼史"、"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等共同构成了"诗史互证"体系,可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文艺学中的体现。此法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法则被同时代人如杨钟羲、陈寅恪、邓之诚、孟森等共同体认,被浦江清直接继承。王国维的"以诗补史"论一方面符合学术趋向的选取和儒家诗教传统复兴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实践其道统担当、学统承续的"文化遗民"心境的手段和方式。

清末民初遗民话语系统的文化解析

清末民初遗民话语系统是在清民鼎革政治背景中形成的,其主要由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名字话语及时间话语等构成。其中,名字话语与时间话语是其主体。名字话语表现为变名、改姓、拒用民国年号等;时间话语表现为运用"义熙"、"阳九"、"癸丑"等术语凸显他们的"孤露遗臣"之情怀和对民国的抗拒。四种话语楔入割舍不断的君臣之伦、狭隘的夷夏观念,使得清末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