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两期数据,采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回流通过促进创业对农民福祉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对福祉水平处于下50%分位数、中西部地区以及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开放村庄,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渠道;优化环境,激励回流劳动力开展包容性创业;搭建平台,健全回流劳动力的社会网络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优势,并与本地资源禀赋有效对接,是保障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选项。

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属于夫妻共同决策,探究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引致的生育意愿变动及其内在机理,可能为中国低生育率的破解提供新视角。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夫妻就业分化会降低其生育意愿,与务农型夫妻相比,兼业型夫妻和非农型夫妻的平均生育意愿分别减少0.037个和0.054个。使用CMP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就业分化对35岁以下、村庄宗族氛围不浓厚的农村夫妻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抚育能力削弱和传统生育观念弱化是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其生育二孩和生育三孩的行为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包容性生育政策改革需着重关注农村夫妻的抚育成本和时间顾虑,并通过营造新型生育文化,以激发农村夫妻的生育动力和情感需求。

女性就业、家庭决策权及其幸福感

经济赋权是增进女性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女性就业参与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有薪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对女性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已就业参与女性较未就业参与女性的幸福感明显更高。该结论在利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和拓展回归模型(ERM)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性别分工观念平等、性别就业价值观念平等以及配偶在业的女性,其就业参与的幸福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决策权是女性就业参与提升其幸福感的重要渠道。已就业参与女性在父母奉养、子女教养和家用支出分配等方面拥有决策权的概率,分别是未就业参与女性的1.514倍、1.471倍和1.276倍。拓展分析表明,与未就业参与相比,非正规就业参与、正规就业参与均能有效提升女性幸福感。因此,增进女性福祉,既要鼓励女性有薪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又要发展并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还要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不仅是制度上的调整,更是激发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以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9年间涵盖1911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探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和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显著提升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传导路径方面,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主要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产业集聚以及吸引资本流入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县域中,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展现出更加明显的经济拉动效应。为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资源优势,应提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包容性和灵活度,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活力,以促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使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探究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积极影响,地理可及性和知识/服务可及性均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能够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医疗服务可及性对有充足经济来源、有家人照料以及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大力推进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加强健康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提升医疗服务的利用率;同时加快建设友好型社区,充分发挥家庭、社区的功能,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乡村治理、资源整合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基本保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两期混合截面数据,探究乡村治理改善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改善能够显著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利用2SLS估计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整合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对于乡村治理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中介效应。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和更换被解释变量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将地区差异纳入模型,结果显示,乡村治理改善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可见,重视乡村治理的基础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绿色低碳发展

创业活动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10—2020年2 097个县域样本,在多维度理论剖析返乡创业影响碳排放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表明:劳动力返乡创业有助于降低县域碳排放水平,促进县域绿色低碳发展,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多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旧成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费规模、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县域实现碳减排;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县域碳减排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当县域数字化和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碳减排效应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鼓励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同时,要注重推进县域数字化建设和要素市场化进程,提升县域间资源再配置的合理化程度。

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基于非农就业和要素供给视角

基于2003—2019年2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智慧城市试点作为一项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等多种方法检验后依然稳健。(2)“需求-供给”两端分析表明,促进非农就业和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供给是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路径。(3)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和规模化种植较为完善的城市更明显。(4)城镇化在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具有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经济才能发挥出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旅融合、要素流动与县域经济增长

农旅融合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良好载体和生动实践。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的基础上,利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设计准自然实验,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177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农旅融合发展主要是通过吸引资本流入、加快非农转移和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凸显出要素流动在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此外,从资源禀赋看,农旅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县域内部旅游生态资源,对外部交通条件等基础设施也有较高要求。同时,东部地区县域的农旅融合发展能发挥出更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见,基于本地资源优势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并进一步补齐县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选项。

返乡创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全国2358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以返乡创业试点这一外生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促农增收作用,返乡创业试点县的农民收入水平相比控制组平均提升2.2%;基于安慰剂检验、排除干扰政策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推动县域产业升级,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南方地区以及市场环境好、融资水平高和财政能力强的县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大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力度,健全相关配套服务机制和保障体系,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选取2003—2019年中国2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东部和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作用更为明显;结合“规模—结构—技术”逻辑框架,促进规模经营、调整种植结构以及推动技术进步是农业生产性服务降低农业碳排放水平的主要作用途径;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碳排放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农业生产性服务有助于促进周边地区的农业碳减排,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因此,应进一步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实现服务规模经营与土地规模经营的优势互补,并加强区域间农业经济联系,形成区域协同农业碳减排的良好态势。

就业质量、阶层定位与女性幸福感

基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三期混合截面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估计实证检验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表明,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利用2SLS估计和ERM模型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当期阶层定位、预期阶层定位在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从技能使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工作进度自主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且这些就业质量分类指标对女性幸福感的积极效应依次减弱;照料压力大的女性更关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就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人力资本较低的女性在超时工作中获得更多幸福感。可见,为提升女性幸福感,应畅通女性职业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渠道,充分发挥女性的市场劳动力价值;进一步健全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满足女性对当前及未来生存保障的渴望;充分关注女性雇员的多元化需求。

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农村共同富裕?--基于经济与生态效益的考察

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的和经济的共同富裕,还涵盖精神的和生态的共同富裕。将经济公平扩展延伸至环境公平,把农村共同富裕划分为经济和生态共同富裕,基于200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SARAR模型、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探究农村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不仅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还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且该作用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数字化对收入差距和生态环境影响存在单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作用效果越大。可见,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战略,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全面推动农村经济与生态共同富裕的实现。

乡村治理、社会资本与农村收入差距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2014—2018年多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探究乡村治理改善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改善可以显著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且这一基本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和双稳健的IPWRA模型估计后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收入来源,乡村治理改善有利于缩小农村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乡村治理改善具有“益贫性”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此外,社会资本的嵌入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而且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乡村治理改善助力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具有协同效应;异质性方面,乡村治理改善对中西部地区、非农型以及高人力资本农村家庭的内部收入不平等产生更为显著的缓解效应。可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夯实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更加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扭转“空壳村”、促进农民增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探究阻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发挥作用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经营与投资能力有限、依赖补助收入、未有效激活能人效用、人才不足等难题与挑战。因此,在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要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必须要大力盘活并整合集体资源、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与造血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壮大人才队伍并提升集体组织能力,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环境污染感知、环保意愿与农民生活满意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改善生活质量成为公众更高层次的追求。生活满意度作为评价生活质量的重要依据,愈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文章基于环境污染感知视角,采用CSS2019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和OLS模型就生态环境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感知对农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收入和区域差异。环保意愿在环境污染感知与生活满意度二者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农民意识到环境污染恶化时,积极的环保意愿能缓解环境污染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此外,相对于客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感知更能直接反映环境质量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要继续加强环境治理,优先解决农民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还要改善农民对环境质量的感知,提升公众环保参与度。

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鸿沟”还是“桥梁”?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7031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使用发挥了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桥梁”作用。数字技术使用会提高农户迈入共同富裕队列的可能性,该结论对不同数字技术使用目的及使用频率的农户均成立。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模型等方式进行再估计,研究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在考虑数字技术接入地区、受访者职业特征和性别类型等差异后,数字技术使用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中仍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但该作用在受访者阶层认同和学历层次两方面存在差异性。数字技术使用对阶层认同为“中”“上”和较高人力资本组受访者的共同富裕实现均具有显著的“桥梁”作用,但对于阶层认同为“下”和较低人力资本组受访者,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认为“能力鸿沟”是制约数字技术发挥促进共同富裕“桥梁”效应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村居民数字强能赋能行动”,助力农户通过数字技术使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3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空间SARAR模型等方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服务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不同维度均能显著推动农业服务业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设施欠发达以及财力水平较差的地市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充分体现数字金融的普惠属性。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农村融资约束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空间和门槛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周边地区的农业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二者间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随着规模化、市场化以及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也不断加强。因此,应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最大化数字金融赋能效果,推动农业服务业快速发展。

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

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

乡村治理对农户创业及其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实证检验乡村治理水平与农户创业决策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不仅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能进一步推动创业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资产和利润水平,从而改善农户创业绩效;良好的乡村治理能提高农户新创企业概率,同时降低创业失败的可能性;乡村治理对农户创业发生作用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户要素投入能力得以实现,即强化农户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中年、农业创业以及东中部的农户家庭中,乡村治理的促农创业及绩效改善效应更显著。基于此,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强化农户要素投入能力是推动农户创业及其绩效改善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