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之声”到“自我指涉”内心之语——浅谈20世纪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叙事模式及缺憾

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在拍片之初呈现出一种游离于体制边缘的激进姿态,并借鉴"真实电影"或"直接电影"的叙事模式来对抗主流专题片中权威的"上帝之声"。然而,独立纪录片作者"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过度依赖拍摄客体的"言说"却让中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憾。经过自我反省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表现出对"回到自身"的渴望以及对"个人化的写作、自由的表现"的诉求。中国独立纪录片呈现出多样化、多声部的发展态势。中国纪录片的声音也由"上帝之声"演变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内心独白。

台湾同性恋小说叙事策略的变迁

同性恋小说是当代台湾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台湾小说家们在书写同性恋题材时 ,其叙事策略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对同性性爱认同程度的深化而有所改变。台湾同性恋小说叙事策略的变迁表现为三个阶段 :解禁前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编织传奇故事的古典写法 ;解禁初期以朱天文、邱妙津为代表的注重心理意识流动的内心独白的写作 ;世纪末以陈雪、纪大伟、洪凌为代表的“新感官”书写。

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始于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邱妙津、朱天文等为代表的新世代"酷儿"作家,一反传统"酷儿"书写的悲情和自恨,改以昂扬自信的笔调探索"酷儿"情欲和性别的游移流动,大胆描绘"酷儿"自身独特的性感经验,从"边缘"发声,挑战中心和权威,采取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策略,以"出走"的行动叛离中心找寻自己,以激烈的"自杀"的手段对中心提出抗议,以"谐拟"的方式来颠覆中心的建构。她们的"异端书写",冲击了理性规约下的性别藩篱,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各种"酷异"的情欲状态的组合和迷乱的身份认同,在充分开放的情欲场域中,凸显出汉语写作中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长期潜伏着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特质。

论英国新浪潮电影的“厨房水槽”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

英国艺术电影由于在剧本创作、影像语言等方面缺乏持续的创新而备受诟病,然而,英国"新浪潮"电影的出现以及"厨房水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美学风格的形成却打破了人们对英国艺术电影的刻板印象。英国新浪潮电影以改编轰动一时的戏剧或文学名著而著称,它们在展示工人阶级的原生态生活时,以一种简约的电影风格真实客观地呈现了英伦三岛独特的生活习俗,并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民族性"特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英国新浪潮电影也存在着诸多缺憾,导演们在"同性恋恐惧症"的阴影下喋喋不休地探讨着白人异性恋男人的身份问题,并毫无顾忌地将女性群体、同性恋群体以及有色人种等少数族群的身份问题刻板化与模式化。

论郭敬明的都市欲望化创作——兼评《小时代》系列小说

本文论述了郭敬明的都市"欲望化"写作的特点,明媚的"青春忧伤"与青春期的情感诉求一直贯穿于郭敬明的小说文本中,而郭敬明的小说文本游离于正统的主流文学之外,写作不再是心灵净化的需要,而是一种商业化的需求。

论李行电影的“健康写实主义”策略

李行电影的"健康写实主义"策略,首先表现在对台湾传统商业电影华而不实的虚假之风的一次反驳与背叛,他抛弃了当时武侠片、爱情文艺片中无病呻吟或低级庸俗的元素,吸收了一些先进的元素;其次李行电影的"健康写实主义"策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张扬以及对东方美学的深度挖掘,探索电影的民族化,表达对大地母亲的热爱;最后,李行电影的"健康写实主义"策略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政治环境下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次灵活的变通,并且将"人心向善"、"社会振作"、"使命感与忧患感"等美学特征引入到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中。

青春叙事、后殖民话语与“现代中国”的想象——台湾导演黄朝亮电影研究

台湾导演黄朝亮将台湾电影一贯的幽默、轻松、机智的风格注入到他的电影中,或者在青春叙事中凸显台湾本土风情,或者在略带喜剧的故事题材中刻画台湾本土人的形象;在一种后殖民话语体系中,黄朝亮的电影更强调台湾人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对民族性、主体性的坚守;他的电影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也极具个人化的特点。

《我最好的敌人》:破碎坚韧的人性之花

奥地利电影《我最好的敌人》一方面通过鲁迪展现了破碎人性的恶之花,另一方面也通过莲娜、维克多一家展现了人性的坚韧与美好。影片有别于传统的二战题材电影的苦难叙事,导演在充分调动多种视听手段张扬人性美以及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哲学观照,并彻底颠覆了希特勒纳粹帝国在艺术上制造的"法西斯美学"艺术。

《断臂山》:随风而逝的爱

《断臂山》讲述的是一个悲情的,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被喻为“西部同性恋史诗”,它并不像通常此类题材的电影一样去反映同性恋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是在刻画日常琐事的镜语中表达社会人伦关系,反思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贺岁片《不见不散》的叙事策略

飘零在异国他乡,机智、圆滑,时时爱耍一点小聪明、小手腕但不失善良本性的小人物刘元在一次偶然的际遇里认识了同样在异国他乡飘泊,内心有一点孤独、寂寞,还有几许忧伤、几许无奈的美丽女郎李清。两人虽不是一见钟情,但刘元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小诡计,以及对于爱情的专一态度,终于打动了女主角。爱情的种子终于在李清那颗高傲的心中萌芽。这似乎是个陈旧的故事。

TD-LTE语音解决方案探讨

TD-LTE网络主要有三种典型语音解决方案,包括双待机终端方案、CSFB和VoLTE等,本文对三种方案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对比,并结合网络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合理的部署建议。

高铁隧道通信覆盖多模共建方案探讨

本文对高铁隧道场景移动通信多网共建专网的覆盖方案进行了专项研究,结合高速隧道覆盖场景特点,探讨了该场景下的多模组网方案,重点介绍多种切实可行的多模共建的专网建设方式,旨在指导高铁隧道覆盖场景实际工程规划和建设。

一体化分布式基站及其应用

提出采用体积小、重量轻、集成电源和传输系统的一体化分布式基站。经过对其进行分析、设计研究,基本上解决了通信基站建设中存在诸多不便的问题,适宜推进一体化分布式基站建设。研究讨论了一体化分布式基站的特点、电源解决方案以及其典型的应用场景。

“新现实主义”的引进及电影的输出——印度电影与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节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在被移植到印度电影的过程中,以"庞贝电影"为代表的印度主流电影因其保守的文化态度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实践以及电影行业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给具有政府支持背景、以雷伊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制作者。尽管电影史学家倾向于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局限于对印度"平行电影"的影响,但"庞贝电影"依然在犹疑、矛盾中谨慎地选择了现实主义,从而彰显了"庞贝电影"的自我形象。

可量化的电影史?--格里菲斯与计量电影学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关于剪辑的历史,特别要探讨的是格里菲斯的文章《电影中的节奏》(1926)所引发的争议。在这篇文章中,格里菲斯提出,电影中的具体场景应该根据导演心目中的具体镜头长度来进行剪辑。格里菲斯坚持认为,在一部模式化的影片中,镜头之间的剪辑频率必须是一个波浪式起伏不定的频率,并且这个贯穿了整部影片时长的“完美波型曲线”应成为他的“剪辑准则”。格里菲斯建立在其导演和剪辑经验上的“后分析”(post-analysis)在当今的电影史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些电影史学家把格里菲斯的“后分析”作为“电影风格的计量分析”的理论支撑,而另一些史学家则质疑:上述观念是否就是格里菲斯的观念?如果我们认定是格里菲斯的观念的话,那么,它是否就是格里菲斯真正所要表达的观念?

论当下国产小成本喜剧电影的美学特质及缺憾

当下国产小成本喜剧电影在叙事上体现出批判现实、讽喻时政、同情弱者的美学特征,以《疯狂的石头》为代表的一类喜剧以调侃的叙事模式折射社会现实的困境与荒诞;以《斗牛》为代表的一类喜剧则以智慧/幽默的叙事风格对现实进行着深度思考;以《大笑江湖》为代表的一类喜剧,追求电影叙事的娱乐性及游戏性,失去了中国传统喜剧电影中小人物的草根性及反叛精神。关注社会现实,真实展示当代的社会文化与现象,客观描写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在笑声中进行心灵的追问与灵魂的净化,是小成本喜剧电影以后突破困境的关键所在。

论“视觉热点”和“电影奇观”对3D电影语言的拓展

3D电影技术的日臻完善使得电影的拟真性美学特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视觉热点"的创造使得观众与电影画面之间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成为可能;3D电影技术的发明与运用则将动态的时间与空间创造性地贯穿于人类的观影过程中,人的审美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彰显。3D电影视觉效果真实性与虚拟性的高度统一,挑战了观众由传统2D电影树立起来的立体思维定势,赋予了电影奇观新的美学特征,彰显了技术进步的崇高与优美等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