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客变主”:彝人迁入盐源后的民族互动与融合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连接西康、云南以及四川藏区,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文化变迁快速。清朝道光中期,盐源土司为稳固其统治根基,从昭觉、冕宁、西昌等地招来大批彝佃开垦高山之地,开启了彝人大规模迁入盐源的序幕。此后,彝族各大家支陆续自主迁徙前往,并在当地获得长足发展。彝人迁入致使盐源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土司制度逐渐被瓦解,多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但也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解放后彝人“由客变主”成为真正的“当地人”,盐源县各民族在“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保障下实现了自由、平等、深入互动,在饮食、建筑、语言与乐舞等方面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特点。

仪式治疗困境与多元医疗体系的建构——以凉山彝族“斯色那”治疗实践为例

仪式治疗是传统彝族社会面对疾病时的主要医疗选择,这不仅是一种地方文化、信仰的实践方式,还涉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疗资源的分配、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等复杂问题。“巫医”结合是彝族“斯色那”治疗实践的主要方式,但目前面临着仪式简化、本土植物药知识失传、毕摩文化无人可传等困境。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特别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各类政策在彝区落地,现代医疗资源和医学知识不断向彝族乡村输送,当地人在面对身体危机时逐渐从注重仪式转变为“求医”为先,构建出以现代医学为中心以及中医、彝医、仪式治疗为辅助的多元医疗体系。

凉山彝族“斯色那”疾病的传统表达与当代解释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对疾病没有明确的医学知识分类系统,医疗活动通常是信仰、仪式等文化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当地常见的“斯色那”疾病在传统毕摩文化体系中被认识、理解以及治疗,毕摩经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来源、症状和治愈措施,成为彝人理解身体疼痛和病变的重要路径。“斯色那”虽是一种有关地方疾病的传统话语,但在当代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呈现出相对宽泛的定义和多元化的内容。彝人将许多外显的身体病变症状纳入到“斯色那”范畴,并以大致相同的疾病观点进行解释,“斯色那”如今是当地人在现代社会与不同疾病遭遇后产生的具有动态性的疾病理念。多元化的疾病理解方式既缓解了特定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污名化”问题,构建良好的就医环境,同时也是患者及其家属寻求被治愈的不同医疗策略。

基于生命周期的流动抉择:新疆彝族管地工的“成家礼”

当前凉山彝族人口流动现象呈现出多态性特征,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东南沿海的工厂制造业中,忽视了前往新疆务农的近十万凉山彝人。这个群体的社会学特征与东南沿海的打工彝人有显著的差异——东南沿海以尚未成婚的年轻人为主,而前往新疆的彝人大都已成婚,拖家带口地在新疆生活。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流动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东南沿海用工的年龄限制和工厂宿舍制不利于已婚彝人前往,而新疆的大农田则为以家庭为流动单位的彝人提供了劳作和生活的必要空间。由此可见,彝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生成不仅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流动人口本身具备的技能、语言和文化能力相关,而且与流动人口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相关;流向新疆务农,不仅是在顺应新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是彝人在应对外流时就自己婚后的生计和生活所做的安排或调整。

凉山彝族舞蹈的教育价值与实践路径

凉山彝族舞蹈种类丰富、艺术价值高,已成为众多高校民族民间舞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并在一些高校形成了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教学体系,但整体而言仍面临教材单一、人才缺乏、民族文化深度挖掘不够等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彝族舞蹈教育,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在充实和完善高校彝族舞蹈教材的同时,注重开发、运用彝族特色舞蹈道具和传统音乐旋律,引导学生亲身体验民族文化、感知舞蹈动律,从而形成民间、教学和舞台密切结合的舞蹈教育实践路径。

“斯色毕”:传统医学有效性的地方案例

生物医学在当代社会仍然有许多难以攻克的难题,给了传统医学生存发展的空间。然而,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过程是否具有“有效性”,长期以来困扰着医学人类学。基于四川省美姑县洛觉村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社会十分推崇传统治疗仪式“斯色毕”,认为其在治疗“斯色那”病症(风湿性关节炎、痛风、劳损伤、艾滋病等)时比生物医学更具有效性。传统医疗实践的“有效性”如何成为被当地人认可的共识、如何构建地方医学权威,正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研究认为:传统医学的“有效性”无法依靠单一的评价体系,需要理解治疗过程中不同患病群体所期望获得的治疗效果和意义,并且这种“有效性”的地方共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医疗资源缺乏与现代生物医学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结果。

结拜姐妹:当代凉山彝族妇女组织的建构及社会意义

当代凉山彝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转型困境,流动和打工成为主流,导致地方传统家支秩序的松散和家庭生活的离散,以及造成一部分女性在乡土社会因背负“污名”而成为无法被承认的群体。由此,传统上被认为依附于男性的彝族妇女开始有了结群意识,试图通过结拜姐妹来获得在乡土社会可以依靠的女性力量。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妇女结拜行为大都是边缘群体的生存手段,那么当下凉山彝族妇女的结拜则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当地人为了应对乡土社会危机而作出的日常策略。这一结拜行为,既是彝族妇女结群意识的觉醒,也是她们通过构建女性自组织来适应整体社会秩序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