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经济”拉动消费性服务业发展

“上门经济”的兴起,既反映了消费习惯的转变、生活品质的跃迁,也体现了我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说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缩影。当前,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能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仍不稳定、市场投资信心较为不足、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尚需完善等,是服务性消费需求扩张的制约因素。因此,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来刺激消费需求,进而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张及其因素的经验分析

本文根据住户调查数据在收入函数的基础上讨论了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特征及收入差距变动(基尼系数上升)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出上升趋势,地区因素和受教育程度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就业状况、职业和行业特征则对两个时期的收入差距变动具有不同的影响。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收入差距是否改善技术效率--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省份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讨论收入差距对于技术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于效率改善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但这种激励效应主要发生在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而在随后时期,尽管居民收入差距高速扩大,但激励效应则基本消退。因此,在我国当前收入差距高位徘徊的状态下,缩小收入差距将不会对经济系统的效率改进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1988-2002年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文章以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泰尔指数分解、G.Fields分解、Blinder分解、分位回归分解等多种方法讨论了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城乡”因素本身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这些分解结果表明我国的城乡差距较显著并在不断扩大;而且城乡差距更不利于农村中的低收入人群。

城镇居民健康差异与医疗支出行为

文章在CHIP2002城镇住户调查的基础上,讨论了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健康和医疗支出行为的经济原因以及医疗费用及医疗补贴向高收入者集中的问题。健康状况是影响医疗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收入对医疗费用有显著作用,收入差距程度、医疗费用高低也构成医疗支出行为的影响因素。

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与财产分布的极化

本文利用CHIP和CFPS住户调查数据,详细讨论了我国居民收入分布和财产分布的总体极化特征,并对收入分布和财产分布的DER指数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收入分布的极化指标比较稳定,但财产分布的极化现象在2002—2013年期间有所加剧;财产分布的极化程度比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更高;城乡组间贡献仍是收入分布和财产分布极化的主要贡献因素;根据收入构成的分解结果,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是收入分布极化的主要来源,财产收入对于总收入极化程度的影响逐渐增强;根据财产分布极化按照分项财产的构成分解,房产净值和金融资产对于全部净财产的极化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

本文根据1995年和2002年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居民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以及住户特征对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的影响。本文发现在1995年的家庭财产持有行为中已经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动机,收入波动对于家庭的财产积累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在2002年这种效应则有所下降。城镇居民在这一期间持有财产数量的增长主要是由收入增长所解释。此外,预防性动机在整个财产分布中的变化趋势在两个年份中是相反的,1995年财产分布低分位点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动机,而2002年则相反,预防性动机随着财产分布分位点的上升而增强。如果控制收入、收入波动以及生命周期等储蓄性因素,户主特征对于财产积累的解释作用非常有限。

城镇居民住房面积的不平等——基于2000年和2005年人口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根据2000年与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均等性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不均等性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甚至高于同时期收入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并且在这期间有进一步的扩大。研究也发现,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城镇住房面积不均等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户主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变量对于城镇住房不均等及其变动的解释份额并不高。本文所揭示的作为基本生活资料的住房的不均等性应该引起公共政策的关注。

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回顾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收入差距变动,指出我国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最多也只可能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适当地缩小收入差距,至少并不会导致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动,也许并不存在必然的“定律”。讨论了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收入结构变动以及高收入人群缺失对收入差距估计结果的影响,指出了未来收入差距变动的潜在风险。最后,简要说明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思路。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因素与改革因素

本文利用两个时段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混合数据检验了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

初次就业、失业及收入效应与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机会

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初次就业搜寻时间对随后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失业与收入)具有一定的影响。初次就业搜寻时间越来越长;本人的人力资本特征、是否高考以及父母身份对于初次就业搜寻时间都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初次就业搜寻时间延长将导致就业者接受不稳定的就业机会,对工资收入也在较长时期中具有负效应,但其再就业概率在上升,失业持续时间有所缩短。

健康风险与贫困人口的消费保险

本文讨论了在健康保障制度覆盖下的特困人群的健康风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构造健康变量,讨论了家庭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居民消费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健康风险对居民非医疗性消费支出不具有显著的效应,但对居民医疗支出的影响则是显著的。

住房改革、收入差距与城镇住房不均等

根据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描述了城镇居民住房不均等性的长期变化特征。从中发现,城镇居民住房私有化比率在不断下降,人均拥有住房面积的不均等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住房分配体制改革以来,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对住房不均等的影响也越来越强,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收入差距向财产差距的转化过程;而由于住房分配体制改革造成的公有住房比重下降具有缩小城镇住房不均等的效应。

收入增长与主观幸福感增长

本文使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2年和2007年所做的城乡住户调查,讨论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于主观幸福感增长的解释作用。本文发现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城乡内部,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出正向关联,但这种相关性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本文讨论了不同年份主观幸福感决定方程的变化,推算了收入增长对于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效应,并对不同年份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度量绝对收入)在主观幸福感决定中总是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对于不同年份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具有非常高的解释份额;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度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不同年份之间具有比较大的差异性。此外,健康状况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教育、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城镇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不幸福感越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引起的。一旦对收入进行了有效地控制,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者的主观幸福感越低、不幸福感越强。

与权力中心距离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与权利中心距离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这种距离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联,尽管各类距离变量对于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解释份额通常并不高,但这种差距可能是由于政府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的。从分项收入来看,越接近于各类权力中心通常会具有更多的工资性就业机会,并在工资决定中更具优势。此外,政府再分配行为也与权力中心的距离相关。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我国生产要素向大中城市自发集聚的现象,也意味着改变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度向上集中的层级结构,弱化行政干预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从而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城镇劳动力市场转型与谋职方式的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部门经历了激进式的经济改革,城镇劳动力市场急剧转型。城镇劳动力市场这种转型过程,最为直接的影响之一便在于导致了劳动力谋职方式的改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把谋职方式划分为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两种类型,则可以发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谋职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非市场化谋职方式大幅度下降,同时,个人特征中的党员身份对于获取非市场化谋职机会的可能性在增强,而教育的作用在弱化。由于非市场化谋职方式通常会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因此教育作用的弱化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被迫选择的结果,而非高教育程度者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的选择性行为的结果。从对不同时期就业人群谋职方式变化的分解分析中还发现,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所有制结构、工作稳定性等的变化对谋职方式的选择具有较大的解释力。而且,这些因素对市场化与非市场化谋职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也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谋职方式的这种变化特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表明,非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方式成为保护某些人群免予市场竞争压力的屏障。在非市场化谋职方式就业人群中,如何增强相应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化程度,降低市场化与非市场化谋职方式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化程度,或许也应当成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程度所应当关注的内容之一。

新医改可否解决医疗费用上涨之惑

医疗费用的不断攀升,从而使得医疗成为事关民生的三座大山之一,是促成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遗漏的高端人群与收入(财富)不平等

我国的收入差距长期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人们了解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基础。不同经济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通常以基尼系数米反映。这一指数通常处在0到1之间。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