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小农经济思想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启示

马克思在对小农经济的内涵与特征作了全面科学的阐释后,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必然要被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所替代,但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家,小农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能由此否定马克思上述论断的科学性。我国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要促进农民非农化转移;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增量投入;进一步深化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矫正制度歧视,真正赋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

论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建构中的政府责任

由于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农民工对社会医疗保险具有很高的期望值。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迫切需求认识不足,以种种理由推脱或延缓这项制度的建设进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府责任的缺位是导致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长期滞缓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为农民工建构医疗保险制度过程中,首先应当澄清认识误区,明确政府的责任定位,在此前提下,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制度建构中的诸多现实难点。

论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西方宪政发展史表明,财政立宪是国家以征税权为核心的财政权由封建君主向民主政府转移的结果;私有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划清财产权与财政权之间的界限,为宪政国家中财政权的活动设定底线,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导向,决定了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政府责任

平等就业权是现代法制国家宪法赋予劳动者的法定权利。由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农民工在就业领域普遍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表现在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安全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全面充分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权力后盾。因此,要改变户籍制度,强化平等观念,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促进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的实现。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政府责任

农民工权益受损尽管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其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还是从公民权利的实现角度,保障农民工权益问题是政府责任应有之义。因此,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意识,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鼓励非正规就业等举措是政府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应尽责任。

人口红利拐点背景下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现实诉求与多元推进机制

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我国劳动力从长期以来的无限供给转变为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这使得农民工工资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但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农民工工资基数的绝对水平偏低,其相对工资也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低水平状态。农民工工资仍有继续提升的现实诉求与可行性。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应该随着GDP的增长、物价指数的波动及企业利润的增加而同步增长。解决农民工工资增长困境,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企业给农民工"涨工资",应配合落实各项法律法规、经济政策来调节农民工实际收入水平,制定农民工工资多元稳定增长机制。

劳动收入的最优化——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新思路

农民工工资近几年来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是对农民工工资原来行政强制性的生存工资的校正。多方面的数据表明,目前农民工工资的现状是:基数低,工资水平不高,扣除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严重偏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从国民收入两次分配的格局入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要向劳动者倾斜,确保劳动收入的最大化,促使农民工工资持续稳定的合理增长。

农民工城市化的意义和路径选择

农民工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对扩大内需,产业升级,社会稳定、公平及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要从就业、安居、社会保险三个方面保障农民工的真正城市化。同时,文章澄清了农民工城市化的认识误区。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居民获得感提升对策研究——基于四大地区2459份农村居民调研数据

乡村振兴五大战略之间存在密切逻辑关系,五大战略对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有重要作用。利用排序选择模型对来自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地区的2459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进行回归,考查五大振兴战略对农村居民获得感的作用效应,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分别从年龄和地区两个角度对获得感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产业振兴战略对提升居民获得感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振兴战略对提升中年居民获得感有抑制作用,但对东北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存在促进作用,文化振兴战略与生态振兴战略能显著提升居民获得感,组织振兴战略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与获得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要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重视村民教育、美化乡村环境、巩固基层建设促进乡村振兴,进而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与防范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蕴含着道德风险,即政府管理部门的道德风险、国企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以及职工的道德风险。防范道德风险必须从加大产权改革力度、强化监控力度、构建国企代理层激励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大地震后我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创新

针对5·12汶川大地震后对社会福利需求甚多,但目前我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无法满足灾后重建需要的问题,考察了我国台湾地区在9·21集集大地震灾后重建的做法与经验,对比分析认为:汶川震后重建的重点,应在于建立完善和稳固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成立协调机构统筹社会捐赠资金的高效运用,理性开展灾区孤儿收养和孤老的赡养工作,加强灾后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等,重视对社会服务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公共福利产品的灾后供给中注入人文关怀理念等。

论破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长效机制

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民工失业加剧,这种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既与结构性失业交织,又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应确立以促进农民工就业为目标的城乡统筹发展政策,完善并建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长效机制。包括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同时引导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澄清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认识误区

由于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和自身社会保障的缺失,农民工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期望值比较高。但目前各界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还存在很多的错误认识。对此,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政府指导;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个人账户的设计;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规范企业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有效构建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效应低下,构建有效的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明确企业家人力资本所有权,构建多元结构的经营者报酬激励机制;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经营者职业化、市场化进程,培育独立的职业经理阶层;建立经营者的声誉机制,发挥声誉对经营者长期化行为的激励作用。

构建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

本文通过宪政与公共财政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理论分析,厘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权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权力边界,并以现代宪政理念为基础,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经验与建构原则

市场经济国家国有资本扩张与收缩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运行机制呈现出若干共性: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专门化;国有企业经营目标分类管理;形式多样的产权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格局。根据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在借鉴国际上国有资本运营成功经验的同时,我国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应当遵循分级所有、分类管理、出资人关系及并列运行等四项基本原则。

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及其实现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而涌向城市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然而,由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农民工在就业领域普遍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表现在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安全和就业服务的不平等。因此,首先要改变户籍制度,强化平等观念,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

学习邓小平财政思想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关于财政工作的论述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1月,兼任财政部长的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专门阐述了关于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1卷)中的这两篇文章,虽已时隔30多年,仍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