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果园城记》并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之一

作者认为:“《果园城记》从清末写到民国二十五年,《呼兰河传》反映的年代大约从1911年到1913年。”二者时、空、人的不确立性,是为了强调历史生活与文化性格的普遍性与重复性,呼兰与果园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的就是这种非人的生活,守旧、落后、愚昧、满足,是呼兰河、果园城人,也是旧中国许许多多人们共同的性格。通过为‘呼兰河’、‘果园城’作‘传’,萧红、师陀以富有才情和深邃的文笔,为民族性格与人生视景提供了一份后人难以重复的艺术画卷”。

《呼兰河传》《果园城记》并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之一

尽管它们作者的境遇有所不同,《呼兰河传》与《果园城记》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被人遗忘。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被人遗忘”——作为一种总的评估,还不算怎么夸张。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呼兰河传》、《果园城记》的思想艺术价值迟早会被认识与接受,历史终将证明:这是两部经得住时间考验与读者鉴赏的艺术珍品。这里,仅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它们作些初步探讨。

张天翼文学批评的流变与特色?

张天翼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作家之一,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他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也撰写了为数不多但富特色的评论,成为他宝贵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其流变,探讨其特色,对于活跃批评、繁荣创作,都是有好处的。 早在二十年代,即当他刚踏上创作道路时,就开缩写作批评文字,然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却在创作已臻成熟的四十年代初。《谈人物描写》、《论〈阿Q正传〉》、

一对“废物”的审美价值——《北京人》曾文清、江泰形象并论

从“正名”谈起将曹禺《北京人》中曾文清、江泰称作“废物”,并非我的发明,始作俑者是前者的父亲、后者的丈人曾皓。采用曾皓的提法而舍弃某些评论家“多余人”的谥号,是我觉得“废物”一说似乎更具民族色彩。

鲁迅论辩观与杂文论辩术

正当的论辩,作为交流思想、发展文化、推动学术进步的一种有效手段,随人类社会而诞生,即使不会与嘴巴、文字同其久远,至少,几百年内是不会消亡的。不应把一切论辩与令人生厌的“窝里斗”混为一谈,以反窝里斗闻名遐迩的柏杨杂文,其论辩色彩就是十分强烈的。

重评《孔雀胆》

文章认为《孔雀胆》成为郭沫若史剧研究的一个热点,并不奇怪:剧作复杂,批评纷坛。认为剧作题旨是:彰善阐恶。可从情节结构与形象塑造、创作动机与作家思想等方面得到说明。车力特穆尔对阿盖段功爱情的破坏,是贯穿全剧的情节线索。车力特穆尔是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他破坏阿、段家庭的过程,即邪恶的暴露过程。他是人性恶的典型:冒功请赏、工于心计、栽赃陷害、两面三刀、拉帮结伙;毒如蛇、狡如狐、贪如狼。他不是丑行劣迹的容器,不同于某些作品“坏人完全是坏”的单一性格,而表现出卑怯与凶残、聪明与愚蠢等两极内含,无德而有才,复杂而简单,避免了性格的简单化。剧作题名“孔雀胆”。

两个不可多得的奴才形象——并论屠维岳、祁瑞丰

万劫不复的奴才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中,屠维岳是个不可多得的奴才形象,祁瑞丰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奴才形象。北京沦于敌手后,祁瑞丰却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当上了伪教育局庶务科长,奴颜婢膝地替日本侵略者效犬马之劳。据两位日本“支那通”对瑞丰的相貌、言谈举止、嗜好。

郭沫若中国古典文学观——为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作

虽然,同鲁迅、茅盾一样,郭沫若不是专业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不以国学家名世,其成就与贡献低于同代作家鲁迅与茅盾。然而,他对古典文学研究仍有重要建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进程中一个重要人物。本文拟在清理他的国学遗产的基础上,从诗学观、历史观、研究方法、学术个性等几方面,对其中国古典文学观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与读者。

重评《孔雀胆》

距离剧作初次上演四十年之后,《孔雀胆》成为郭沫若史剧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不奇怪的。这是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戏。分歧与争论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初稿草成、搬上舞台之前,就有人诘问作者:“全剧的主旨何在?”爱情戏、妥协说等议论也应运而生。对剧作一回两回的修改、对主题三番五次、变化无常的申说,透露出其中的某些消息。热心文艺的周恩来读了油印本,指出“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郭沫若、鲁迅的孔子观

郭沫若、鲁迅的孔子观罗炯光一个孔子两幅像孔子（前５５１一前４７９）只有一个，但不同人心目中的孔子并不相同，有董钟舒的孔子；也有王充的孔子；有嵇康的孔子，也有王阳明的孔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两位巨人，鲁迅、郭沫若都曾不止一次地勾画过孔子的形象。孔...

“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论鲁迅书信的独特价值

半个世纪前,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一文中,鲁迅曾风趣地写道: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点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谈到作家书信的价值,他提出,因为“随便”、“近于真实”,“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

论柳妈——兼析一种简单化的批评

《祝福》中的柳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历来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她看作“帮凶”,“帮助鲁四老爷把精神枷锁牢牢地套在祥林嫂的脖子上”,逼着她往死路上走。柳妈成了作品中仅次于鲁四的第二个罪人。这种看法在毁灭文化的那场“革命”之前十分普遍,几乎“一律”了舆论,成为一种通论。近几年“帮凶”说不如那些年行时,但也未销声匿迹。随着“帮凶”热的逐渐降温,一种“好心”论又悄悄上市。据说。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

一“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这样做,下一代人也会这样做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客观上,为时已经过晚了。”这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青海湖》《论鲁迅的剖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的结束语。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鲁迅”?据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过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好”“坏”不分,“说”而不“明”,如此认识。

《长夜》—姚雪垠前期最好的小说

《长夜》以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南山区为背景,通过被绑票的少年陶菊生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李水沫为头目的一支杆子的传奇生活,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塑造了几个并非坏人的绿林人物,显示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为长篇巨著《李自成》

论冯沅君的小说创作

冯沅君的小说是一个突出的存在,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的那时候,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那个时期,爱情描写曾经是一个“闹区”。但真正好的作品并不多。《旅行》《隔绝》和《隔绝之后》以“淦女士”笔名发表后,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鲁迅先生对她的小说也曾给予高度评价。冯沅君的小说,可以说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最初成果之一。

瞿秋白杂感纵横谈

鲁迅曾这样评论瞿秋白同志的杂感:尖锐,明白,真有才华。(冯雪峰《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尖锐有力,是秋白杂感的一个重要特色。

瞩目于“命运” 增饰于“细故”——鲁迅小说情节艺术管窥

高尔基认为,情节是文学的三大要素之一,是“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他正确地揭示了艺术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辩证关系,也为我们探索鲁迅小说的情节艺术指明了一条入门的途径。但是。

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

鲁迅郭沫若的孔子观罗炯光一个孔子两幅像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只有一个，但不同人心目中的孔子并不相同，有董仲舒的孔子，也有王充的孔子；有嵇康的孔子，也有王阳明的孔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两位巨人，鲁迅、郭沫若曾不止一次地勾画过孔子的形象。在鲁迅...

现代作家书信一瞥

一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之日,便是现代作家书信起步之时。揭开五四文学革命序幕的《文学改良刍议》(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就是在作者前此一封信函(《致陈独秀(1916.10)》)的基础上补充改写成的。第一本现代作家通信专集——《三叶集》,于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破土而出、含笑迎来众多热心的读者,它的出版比新文学重要社团创造社成立还早一年多。事实上。

陈布雷这个人

近年来,陈布雷的名字已渐为不少读者所知晓。他的一生是在深重的矛盾心情中度过的。在今天看来,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值得研究;不少方面,也发人深思。他未曾掌握好人生转折点民国初年,陈布雷进入上海报界,初试锋芒。1911年秋,他在《天铎报》首撰《谭鄂》十篇,热烈欢呼结束封建帝制的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后他在中学任教。1921年重进上海报界,出任《商报》编辑主任。《商报》六年的报人生活是他生命中难得的黄金时期。他风华正茂.挥斥方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