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乙峰与台湾全景映像工作室的纪录片创作

自1988年成立全景映像工作室到2006年全景传播基金会解散,吴乙峰和他的伙伴在近20年的创作与推广活动中,将纪录片作为建立属于民众的映像、传递底层声音的工具,把纪录片创作要回到人民生活的现场、深入参与民众的真实生活,作为他们一贯坚持的创作理念。而吴乙峰/全景映像工作室在20世纪80、20世纪90年代为台湾纪录片所奠定的基础,对民众影像观念普及、开拓另一重表达媒介方面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其纪录片本身的美学与形式上的开拓与挖掘。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困难的克服与快感的消解

古装探案剧《大宋提刑官》Ⅰ、Ⅱ部和《神探狄仁杰》Ⅰ、Ⅱ、Ⅲ部在央视的播出均取得了较高收视率。这两部电视剧无论是在结构形态上还是叙事方法上均与以往的同类型电视剧有显著的不同,突出表现为结构上连续剧与系列剧的糅合和叙事手法上的弹性化。尽管这样的探索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但就这两部剧而言,结构形态的综合与叙事方法的复杂所产生的欣赏难度并不能完全充分转化为观众的审美快感,反而造成欣赏快感一定程度上的消解。

论香港导演严浩电影中的女性表达

严浩电影的女性表达既饱含了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和独立抗争的赞许,又不免对此流露出一丝忧虑和疑虑,使其立场呈现某种摇摆与矛盾。这种"改写"现象的存在提醒我们,男性导演在进行女性形象构建、参与女性表达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和更多阐释的可能。本文将从女性话语、女性身份、女性价值以及影片的叙事策略等方面入手,逐一分析严浩电影的女性主义观念表达的矛盾性与摇摆性。

论台湾青春片的权力意识及其运作

与其他任何以"违禁"作为影片核心价值的电影类型一样,青春片对于叛逆的浓厚兴趣直接指向了它对于权力的特殊爱好。出生于集权统治与民主开放交替时代的台湾青春片自一出现就必然混合了权力意志的复杂血型,既有反抗统治威权的叛逆一面,也始终无法摆脱统治权力对其的深层次操纵的一面。

孙慰川:《后“解严”时代的台湾电影》

自1949年起，台湾实施戒严。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严令”（简称“解严”）。大陆学界对台湾电影所知有限，对“解严”之后的台湾电影作专题研究更是鲜见。这不仅阻碍了我们对台湾电影的认知，更与两岸电影日益频密的交往和合作之大势不相称。

话语、影像与神话生产:论贺照缇纪录片“服饰”议题及其反思

作为女性创作者,贺照缇的全球化题材纪录片具备了当前台湾女性纪录片创作者少有的全球视野和宏观格局。在努力跳脱个体经验与族群关系,放眼世界的同时,其问题聚焦之处亦不乏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与尖锐。在《穿在中途岛》系列、《我爱高跟鞋》、《台湾黑狗兄》等数部作品中,导演藉由"胸罩"、"洋装"、"牛仔裤"、"高跟鞋"等服饰语言符号所建构的"神话"既成为戳破产业资本构筑自己的财富王国(获得市场)与意义王国(形塑审美)的重要路径,又成为其在全球化浪潮中完成身份指认与伦理归属的重要助力。

在场、介入与自反——1980年以来台湾纪录片美学的一个观察角度

在自1980年以来台湾纪录片的发展脉络中,约略可见对拍摄内容的突出重视演变到对形式美学的自觉,再进一步演变到对纪录片形式与内容的自反。这一脉络的延伸彻底改变了台湾纪录片的面貌,并且直接参与到当代台湾纪录片的形塑运动之中。对观众而言,纪录片的"天然真实属性"能够内化为一种电影/影像的"真理性结构",其前提是必须能够与影像产生对话、争论、反思甚至质疑和颠覆,而这正是当代台湾纪录片美学所需要的重要回应之一。

论中国电影心理学早期探索的基本形态及其成就--以20世纪20、30年代报刊为中心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电影心理学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电影的接受与传播、电影创作与技术应用、早期电影文化,以及电影本体论认知几个方面。虽然心理学对电影的知识迁移在整个早期电影理论脉络中并不是最突出的部分,但这一全新的思考角度在当时人们对电影认识的感性经验与理论反思,电影启蒙教化与商品消费的功能之间左右逢源、互生互补,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理论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一支。

“幻梦”与“苦闷”:论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早期电影心理学探索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弗洛伊德主义为中国早期电影心理学探索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模型,但这个以“白日梦”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却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中发生了重要内涵性歧异,即从“电影-梦”转化为“电影-苦闷”。这两个理论模型的成型与接受表明,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早期电影心理学之间不能简单地使用“借鉴”或“传承”等单向传播词汇来概括。相反,这个过程充满了复杂而微妙的理论思绪与理论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电影理论界的理论旅行成为了早期电影心理学最具活力的探索领域之一。

论中国早期电影心理学理论探索的三个阶段(1897—1949)

从最基本的感觉刺激到复杂的心理功能,再到理想国民性格塑造的工具使命,电影艺术与心理科学的互动确立了电影艺术和工具的双重身份,并以此回应中国社会对电影艺术及其理论发展的期待。而我们对1897—1949年间电影心理学在中国的探索历史所进行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既是电影心理学理论自身演进规律使然,又受到中国电影发展进程的带动,更受制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宏大背景。这一阶段性的划分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理想化倾向和内在分裂的危机,但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历时性把握基础之上,对这一脉络展开共时性的考察与发问。

有边界的“身体”:论王墨林的戏剧“身体观”及其现实意义

王墨林的戏剧"身体观"是将身体从不可见的形式附庸到再度文本化的一种尝试,即通过对"身体""肉体""人"概念的审慎区分与界定,将"身体"作为批判与反思的工具,在语言的失能与感觉/感官的复归中寻找身体与空间、记忆、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所力图完成并正在探索的理想是寻找一种独特的"中国人"的身体,以及身体在各个具体而微的历史心绪中的位置。在此过程中,"身体观"在尽力坚守其"激进"的精神内核的同时,正不断地在历史与记忆、政治与艺术、生活与表演、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多重边界中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

“幻觉”的完形与中国早期的电影幻觉特性论

作为中国最早形成的电影特性认识之一,幻觉特性是以电影的"运动"为表征,透过完形心理学的"心理整体观",以强化"联想"和"注意"为途径,在"似动"与"幻真"两大层面上影响了早期观众对电影的初级接受。而伴随观影经验的丰富和电影理论的初步发展,人们对电影幻觉特性的认识逐步脱离了感性经验的束缚,转而在电影的心理学原质,电影的心理视觉与听觉、电影光影的艺术效果等方面展开多重探索,使之成为早期电影理论界认识电影的艺术机能,发挥电影美学潜质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