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列线图的全髋关节置换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预测模型的构建

目的分析全髋关节置换术(THA)患者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的风险,并基于列线图构建髋关节脱位的预测模型。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1月医院收治的180例THA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髋关节脱位,将其分为脱位组与未脱位组。以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HA患者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的危险因素,并以此构建THA患者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的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采用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法评估预测模型的校准度,采用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估预测模型的临床适用度。结果180例THA患者中发生术后髋关节脱位28例,发生率为15.5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脱位组与未脱位组的年龄、髋关节手术史、假体直径、假体放置位置、术后体位控制及手术入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有髋关节手术史、假体放置安全区外、术后体位控制不严格及后外侧入路均是THA患者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的危险因素(OR>1,P<0.05)。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5(95%CI为0.823~0.968),最佳灵敏度为0.750,特异度为0.901,提示预测模型能够较好区分THA患者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的风险;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法检验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的校准度较好(P=0.077);DCA分析结果显示,预测模型的临床适用度较好。结论基于列线图构建的THA患者术后发生髋关节脱位的预测模型,其区分度、校准度及临床适用度均良好,可为临床早期预测、预防及治疗髋关节脱位提供理论基础。

《急诊抢救护理记录登记本》的设计与应用

正确规范书写护理记录是急诊室护士的一项重要工作。2005年～2007年期间，我院要求急诊护士使用《急诊患者登记本》，配合住院部使用的危重患者记录单来完成急诊抢救护理记录，规定对进入抢救室的患者一般情况简单记录在登记本上，同时附上住院部使用的《危重患者记录单》。由于《危重患者记录单》表格式项目少，文字提醒功能不足，使护士难以书写，

急诊低血钾瘫痪患者116例护理体会

目的总结116例急诊低血钾瘫痪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回顾分析对116例急诊监护室低血钾瘫痪患者给予及时的补钾处理,配合严密的病情观察,心理护理,做好用药指导及护理,健康教育及出院指导。结果116例在2-16h内症状缓解离院。结论低血钾瘫痪是常见急症,采取相应护理措施可提高救治成功率,减少复发率。

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口与汉口城市发展——以清末至民国中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汉口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城市。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汉口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外地人促成的,包括外省商人、本省其他地区商人以及外来农民等群体。近代早期,外省商人,尤其是沿海商人成为汉口商业的翘楚,领引着近代汉口工商业的发展;民国初年,本省商人逐渐脱颖而出,至20世纪20年代主导着汉口商界。外来农民,尤其是汉口周边地区的农民构成近代汉口的劳工主体,其中有些还是汉口老字号的创建者。可以说外来人口促进了汉口城市经济的繁荣,成为汉口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推动力。

探析“有难”农民进城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关系——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沿海沿江、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很快。然而,其所以发展如此之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有难"农民进城所致。正因如此,有一些学者质疑,这种现象能否称之为城市化。在中国特定区域内——沿海沿江地区,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城市化现象。不过,不能因为那一时期城市化带有"难民"色彩,就否认它。而且,这种城市化与20世纪后发国家,尤其是拉美城市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值得做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论16、17世纪之交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

16、17世纪之交,西北欧商人商船纷纷南下欧洲经济重心区———地中海世界。在西北欧商人商船大规模南下之时,西北欧还只是欧洲一个半边缘地区,然而当南下过程接进尾声之时,西北欧却一跃而成为欧洲新的经济重心区,其中荷兰取代了威尼斯、热那亚而跃升为欧洲新的领导者。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的过程对后来西北欧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浅述中世纪及近代西欧新兴商人资本积极作用

中世纪以来,新兴商人资本逐利活动把彼此孤立的地区连接起来,使得分散的历史之间出现整体发展势头。近代转型时期,新兴商业资本不仅从政治上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而且还催生了西欧大工业生产的到来,直接推动西欧近代经济转型。

西方学者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

西方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直接研究、整体研究很少,其相关性研究散见于其他专题研究之中。分析西方与此关联的论著,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内部的现代性在逐渐扩散。然而与此同时,也能感知到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病"以及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不足。总体看来,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汉口城市人口结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的计量考察

以城市化与现代性为社会视角,运用大量原始数据,对民国汉口人口结构中的基础性内容如人口籍贯、年龄构成、性别比例、职业构成、教育水平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实的量化考察与实证性研究,得出结论:民国汉口人口结构不太合理甚至有些畸形。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民国汉口人口城市化与拉美"过度型城市化"有着较多的共同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荷兰商人资本探微——兼谈西欧商人资本

荷兰商人资本是西欧中世纪以来商业资本体系中的集大成者,它的发展轨迹与热那亚、威尼斯、汉萨同盟等地商人资本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从表面上看,它们的成功得益于转运贸易,它们的失败亦因转运贸易。然而,它们衰落的真正原因是资本自我扩张中所固有矛盾造成的。

浅析西欧近代转型时期商人资本职能的转变

西欧近代转型时期,商人资本职能在不断地转变。安特卫普时期与热那亚时期,商人资本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与生息资本;荷兰时期,商人资本在前期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后期主要表现为生息资本;英国时期,商人资本在早期也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后来随着经济变化部分商业资本逐渐转型为产业资本。在这些商人资本职能转变中,资本逐渐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加快了工业资本主宰社会经济新阶段的到来。

1928—1936年汉口人口规模实证研究——基于汉口市政府档案与原始材料的考察

1928—1936年间汉口人口经历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人口总量发展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变慢的过程;二是由死亡数大于出生数转变为出生数大于死亡数的过程;三是由迁入数大于迁出数转变为迁出数大于迁入数的过程。在此三个转变中,汉口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一年是1930年,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一年是1932年。纵观这一时期汉口人口数量之变化,其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总量增长贡献极小;而这一时期迁入数与迁出数差值之变化趋势,与同一时期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一致。也就是说,外来人口的涌入或迁出,是导致这一时期汉口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

西方不同视角下对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化的解读

对于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西方学者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为研究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有一些视角值得关注,如从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来研究城市化,得出那一时期城市化或属于"滞后城市化",或是"过度城市化";从城乡关系来研究,则发现其城市化进程或受"农村偏向"政策影响,或为"城市偏向"政策左右。

近代汉口商业资本探微——兼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

近代汉口开埠通商之后,出现了一批了新兴商业资本,到清末民初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就是在这一黄金时期,商业资本主导了汉口城市经济社会。与西欧近代早期商业资本相比,近代汉口商业资本也有着多元投资、投机与创新等诸多特性,这些特性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近代经济转型。最后,纵观中国近代商业资本史得出: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前者在近代经济转型中曾有过重要的历史贡献。

急诊分诊护士优质服务量化评价管理初探

国内护患沟通很多局限在知识传递层面。分诊是急诊的重要功能环节，急诊分诊护士是医、护、患关系的合作与协调者^[1]，分诊工作成为急救医学的重要环节^[2]，分诊护士的沟通协调角色目前愈加突出。如何对沟通提出要求和效果评价，我们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套沟通量化管理体系，以提高分诊护士的沟通水平，和谐医护、医患关系，现报告如下。

安特卫普与汉口:近代转型时期的中西转口贸易中心

安特卫普是近代西欧第一个转口贸易中心,汉口是近代中国中部第一大转口贸易中心,这两个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都有赖于各自国际环境,依赖于外来商人的直接推动,故这两个城市都是由外力打造而成的"世界商都"。转口贸易对这两个城市的兴盛有着重大的作用。然而,转口贸易因对外部环境有着极强的依赖性,故而有其自身的脆弱性,因而在内外环境的变迁之下,这两个城市逐渐衰落,最后被战争摧毁。

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汉口民生问题——基于20世纪20—30年代数据统计的考察

自开埠通商以来,在国际外力的带动之下,汉口人口城市化至民国时期加速,如此众多的外来人口涌进城市,带来或加剧了汉口民生问题:无业者或失业者众多,民众生计困难,贫穷人口增多,自杀一度成为一种风潮,住房问题严重,引发公共卫生问题如成年男子多死于传染病等。这些问题的产生直接原因是人口增多,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所致。

近代转型时期中西新兴商人资本“角色”比较

近代中西转型时期,新兴商人资本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西新兴商人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有较多的相似性。荷兰商人资本与广东商人资本,都曾在各自世界市场大开之初,是各自区域的“中间商”:荷兰商人商船是17世纪欧洲的“海上马车夫”,广东买办资本是19世纪中国的“东西间桥梁”。英国商人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在各自发展中都曾出现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英国商人资本在发展中大量向工业资本转化,最终促发了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宁波商人资本也曾一度大量向工业资本转化,但是,在政局动荡,内忧外困等特殊国情之下,这种转化“半途而废”,最后沉寂消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人口增长动因论析(1928-193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其人口来源主要是城市周边的农民。通过对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农村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影响力进行了量化考察与关联度上的实证研究后发现:汉口城市对其周边农民的吸引力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凸显出来;战乱与天灾对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具有时间性与地域性的限制;战乱与天灾相较,前者对汉口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后者的影响相对较小;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与天灾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多数时间内是相互交织共同产生作用的。不过,城市吸引力、农村战乱对于汉口人口增长的影响力更为明显一些。

浅析17、18世纪荷英两国商业资本

17—18世纪荷英国际经济地位出现变换,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两国商业资本不同特点有关。荷兰商业资本具有“生产成本外部化”的特点,而英国商业资本具有“生产成本内部化”特点,它们不同的特点又源自两国商业资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商业资本的特性是不一样的,这是荷英两国在近代转型时期不同命运的深层次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