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探因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不同的是，日本的戊辰革命扫除了腐朽势力，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迅速崛起；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冲击了腐朽统治，但没能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只是促使清统治集团改组，旧势力仍很强大，对洋务运动投入有限，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可以说，明治日本发展速度快于晚清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革命。

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兼论明清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后期和清前期 ,江浙布、丝手工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 ,企业数量多 ,规模较大 ,产品衣被天下 ,导致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大宗商品。加上粮食、茶叶、食盐 ,七大宗商品的远程运销值 ,到19世纪初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 ,江浙是多数大宗商品 (茶叶除外 )贸易的中心 ,辐射向全国。即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以江浙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在19世纪初已经形成。与之相适应 ,航运业特别是上海沙船业 ,及金融业 (钱庄和票号 )

晚清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晚清时期 ,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 ,还是实行官办 ,进行了 3个回合的斗争。第一回合 ,轮船招商局屡被弹劾 ,京中言官要求对其统制 ,乃至收归官办 ,被李鸿章顶住。第二回合 ,围绕着湖北铁政局的经营形式 ,张之洞与盛宣怀展开争论 ,结果张之洞动用官款创建 ,企业实行官办 ;然而 ,企业官办后经济效益太差 ,几年后不得不招商承办。第三回合 ,“轮电之争” ,袁世凯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官办或对之实行统制 ,盛宣怀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使各官督商办企业摆脱“官督” ,完全商办。经过数十年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以及商办的不断胜利 ,迎来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基尼系数引发的思考

对于基尼系数,不可以生搬硬套。今天,中国大陆体脑劳动收入,刚刚摆脱倒挂,初步理顺,从常理来讲保持适度的差别是必要的。用最富与最穷相比,更无道理。世上富不过商人,而商人财力大小,关系到投资就业和经济繁荣。因此,商人合法聚集财富,积累资本,是应当鼓励的,而且鼓励他们发大财,以使他们有能力办更大的事,促进经济更加繁荣。目前,有人夸大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笔者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应处于世界中等水平。

三国吕蒙卒期考

吕蒙并非于袭占江陵后很快就死去,而是在孙权由公安回到武昌前夕死去。即不是死于公元220年初,而是死于221年春末。其间,东吴攻占了襄阳。吕蒙死后,形势发生变化,孙权为避免两线作战,放弃了襄阳,向曹丕称藩,以集中精力对付刘备。后面的死期也与吕蒙随孙策渡江开基时的年岁相吻合。

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

对于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史学界在前几年已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其不过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种思潮确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而且还可以说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以下就这种观点试论述之。

步入近代之际中、日商力比较

步入近代之际 ,日本的商力明显低于中国一个档次 ,尽管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并不充分。两国间 ,无论手工业商人、航运商人 ,还是金融商人 ,都存在明显差距。此外 ,近代中国还有日本不曾出现过的特殊商人 ,如享有特权、资本上千万两的两淮盐商和广州行商 ,以及最先接受西洋商务思想的买办。先天商力条件 ,再加上两国政治气候大不相同 ,决定了中、日选择各异的近代化道路。

论轻税重罚

高税率的危害甚大,为偷税、漏税提供了经济环境,阻碍巨型大公司前来投资,因此财政收入未必会多。降低税率鼓励投资,从长远来看,增加了税源。低税率与对偷税、漏税的重罚、重办结合在一起,可以基本上杜绝偷税、漏税,既保证了眼下的财政收入不减少,又实现了税收公平,还有利于廉政建设。

比较“南张北周”的实业道路

比较“南张北周”的实业道路林庆元，罗肇前张春和周学熙是清末民初国内两位著名的实业家，特别是在民国初年，他们二人分别担任农林工商总长和财政总长，一南一北充当全国实业界代表，人称＂南张北周＂，气势不小。本文将通过比较他们二人的实业道路异同，来初步探讨近代...

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

李鸿章曾在“海防议”后的数年间执意拒绝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致使清朝外海水师的形成被推迟了数年,这几年中,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进行了要不要购买铁甲舰的海防政策大争论,这是继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要不要筹办“塞防”的争论之后,洋务派内部的又一国防政策大争论。本文将根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未付诸刊刻的沈葆桢的文书材料,对晚清外海水师的形成和北洋购买铁甲舰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近代福建产业主要特点

近代福建产业发展有七大特点:出现相对较早、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曾经借助过官力但极不充分、对外资吸引力有限、侨资对福建产业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有限、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和县城等行政中心而且还分布在许多市镇里。道路曲折,内容丰富,又有殷鉴。

试析第一期船政经费

福建船政局自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开工,到同治十三年六月底(1874年8月11日)完成第一期造船计划止,收到和支出的经费,虽早有人统计,但均不够完整,甚至在某些项具体帐目上还稍有误差。至于当事人如何向清政府请款,以应付巨额开支,则无人论及。本文将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经费收支重新进行统计,力求使帐目较为完整、准确;并探讨请款情况。

浅论南梁苏维埃的以民为本

习仲勋领导创建的南梁根据地开创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南梁苏维埃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以民为本的发展政策。在土地改革中,既充分保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又采取了相对宽厚的政策: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财经政策是宽松的: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来供给军队。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到根据地外打土豪。鼓励商人到根据地来做生意。为了方便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发行了辅币"苏票",这是可兑现的钞票,商人可以拿苏票到南梁苏维埃政府兑换银元。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工作也全面展开。这些以民为本的政策大得民心,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厚植了民力;这些经验,到解放战争期间进行老区土改时,为纠正极左的偏差提供了思想基础。南梁苏维埃的以民为本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