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取向

是否关注民生,如何关注民生,能否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是民众接受和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尺。民生取向应成为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民的主体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

论“包容性增长”理念中的效率与公平——社会伦理理念嬗变的视角

"包容性增长"不纯粹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关涉经济、政治、社会的伦理理念。建国6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围绕效率与公平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经历了从集体主义伦理、自由主义伦理到共同体主义伦理理念的转变以及相对的政策转变。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包容性增长"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它通过倡导"机会公平"和"发展共享"的基本价值,彰显胸怀全球关怀的理念,凸显"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从自由主义伦理到共同体主义伦理的嬗变。

分歧与对话——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辨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超越"内在性",树立女性主体意识;而生态女性主义则提倡重树特有的"女性气质",反对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野蛮征服"和"粗暴超越"。两种看似对立和矛盾的理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憧憬:审视和颠覆父权统治,改变女性"他者"处境,找寻和实现女性价值。所不同的是,它们实现途径的差异。既然它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么在差异与分歧中寻求对话也就成为必然。

吉登斯的“时-空秩序”与现代性逻辑

吉登斯以"时-空"秩序的变迁作为其分析现代性的逻辑起点,认为相对于传统社会,"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社会生成的物理基础,它使现代性观念的变迁、现代性制度的形成和全球性现代性文明的生成成为可能。"时-空分离"所形成的"时-空新秩序"是一把充满悖论的双刃剑,既是现代性生成的动力机制和主要特征,又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时-空新秩序"下生成的抽象系统拷问着现代性制度:社会知识关系重构下的"专家系统"拷问着现代性的社会信任和知识合法性;"象征标志"拷问着公众对现代性制度的信心与信任。驾驭现代性这头"猛兽",不在于时空的物理性重构本身,而是隐藏在时空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彻底重构——社会关系的变革(消除全面异化),进行"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双重解放"。

论文化自觉机制的三重意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文化自觉机制集认识论、价值论、方式论三重意蕴。就认识论而言,文化自觉是特定历史境域中文化的自我反思,即作为精神向度中的本质层次的文化在"反思"中自觉其为文化,其认识结果以"真"为判断标准。就价值论而言,文化自觉应在回归人文精神中彰显人的自由,这是文化自觉的本质要求。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资本的扩张容易造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因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限制物化关系的消极作用",逐步摆脱物化、异化,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就方式论而言,文化自觉是民众评价活动与权威评价活动的相互作用。民众的文化自觉通常以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社会批判、民谣等形式表达出来,而党的文化自觉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以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境域中文化自觉的"中国式话语",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文化意识上的合理性阐释,因而能引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文化。

羞何以能成为人之德性生存方式?——孟子之“羞”的“情—性”架构考察

孟子用"义"来架构人之"羞本心",一方面使羞具备了客观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强化了羞的道德情感,从而使羞不仅成为人之生存方式的确证,还是人之德性生存方式和主体自由能力的确证。相对于西方罪感文化,孟子之羞是身体之羞与精神之羞的统一,羞之体与羞之用的内外统一,羞成为迎接整个世界的自我展现方式和处世方式。

论网络时代的民众评价活动及其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价值

由于互联网较之传统媒介有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特点,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民众评价活动具有以往民众评价活动所没有的新特点,产生了独特的社会作用,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推进器,互联网环境为民众自由参政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和便捷的"公共平台"。但网络舆论主体的"无形群体"特点以及评价活动的"无机"方式,产生了与网络媒介紧密相联的诸如"群体极化"等负面现象。加强对网路民众评价活动的引导十分必要和重要。

耻感教育的涵义与途径探析

当前,社会无耻现象有蔓延之势,不少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教育者对此深怀忧患意识,并极力倡导耻感教育。然而,什么是耻感教育,耻感是否可教,如何开展耻感教育?学界并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在澄清以上问题的同时,提出:必须根据耻感的道德层次开展耻感教育,根据耻感的形成机制开展耻感教育,重视反面教育在耻感教育中的作用,以提高耻感教育乃至德育的实效性。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及人民主体性关照

在社会转型时期,民生问题已成为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否关注民生、如何关注民生问题、能否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已经成为民众接受和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尺。因此,民生视角应成为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民主体性的方式,可以澄清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错误认识,可以有力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论断,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伦理维度与哲学建构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因其构建的伦理基础的差异,其生成方式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伦理基础是以"人的依赖性"为特点的身份伦理,它极力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预先设定的合理性和注定的德性、职责和命运的合理性辩护。西方现代性社会建立了一套以契约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虽然"资本主义的精神"通过理性契约的方式摆脱了人的依赖和人格化的神的依赖,但又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里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世界里。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构建了彰显"人民主体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及人民主体性关照

在转型时期,民生问题已成为中国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是否关注民生,如何关注民生问题,能否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已经成为民众接受和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尺。因此,民生视角应成为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民主体性的方式,可以澄清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错误认识,也可以有力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论断,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

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思想特质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现代性概念作具体论述,其现代性思想内蕴于整个社会发展理论中,是一种历史性、总体性、全面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系统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基本特征、社会危机、动力机制、发展逻辑,即现代性的直接动力是资本逻辑,精神动力和批判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片面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历史趋势。

中国耻感文化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信仰的启示

黑格尔认为,道德意志是一个辨证的完整的概念,只有在对善和恶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良心,从而确立真正的道德信仰。因此,作为对善的愉悦的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就成为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强调注重正面教育环节("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环节("耻感"教育),道德教育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中国古代先贤特别重视"耻感"在道德信仰确立中的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仰确立的"耻感"文化。研究和借鉴"耻感"以及中国"耻感"文化,从个体自我肯定评价活动(荣感)与个体自我否定评价活动(耻感)的辨证统一中能完整地理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信仰确立的评价论机制。

论“主体间性”思政教育范式的三种转向

高校"思政"课教师和理论工作者在对传统"单向直白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批判过程中,出现了"交互型"、"智慧型"、"信息技术型"三种"思政"教育路径。"交互型"路径强调教学中师生"平等主体"间的"交互活动";"信息技术型"路径重视信息多媒体技术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智慧型"路径注重"思政"课上学生的"转识成智"问题,关注学生能力和德性的统一和升华。三种路径从不同角度实现了"主体间性"思政教育范式的实践转向,三种路径的互补为"主体间性""思政"教育范式全面转向提供了可能的实践模式。

论“耻感”文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对善的愉悦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是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注重正面教育("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耻感"教育)。道德教育中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应当重视"耻感"教育在我国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耻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道德信仰确立机制的思考

黑格尔认为,道德意志是一个辨证的完整的概念,只有在对善和恶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良心,从而确立真正的道德信仰。因此,作为对善的愉悦的体验的"荣感"以及对恶的痛苦体验的"耻感"就成为道德意志形成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中,往往强调注重正面教育环节("荣感"的教育)而忽视负面教育环节("耻感"教育),道德教育耻感环节的缺失,不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的确立。中国古代先贤特别重视"耻感"在道德信仰确立中的作用,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仰确立的"耻感"文化。研究和借鉴"耻感"以及中国"耻感"文化,从个体自我肯定评价活动(荣感)与个体自我否定评价活动(耻感)的辨证统一中能完整地理解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信仰确立的评价论机制。

论“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

"耻"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范畴和重要方式。在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向度里,耻的哲学建构方式和价值存在方式、伦理约束方式不尽相同。耻在儒家那里不仅被建构为人之本体性存在之伦理性情(内部世界),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将意义世界(内部世界)与生活世界(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体现一种"内外"相通的伦理精神。而在西方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以神秘的"身体——心理"的经验描述方式将其伦理价值阐述为"人之生存方式"。在西方宪政文明里,耻经历了身份伦理到理性契约伦理的转换,成为对"制度正义的自我支持的道德态度",以适合政治自由主义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社会无耻现状,应从"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方式上寻找原因,并从"点睛"(社会主义制度)、"荣辱的初始条件"(市场、货币、资本)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之间寻找张力和契合点,重建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层级样态

由于中国特色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多样性、职能的侧重性等客观原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出现了三种层级样态: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话语、学术(科)形态话语、大众形态话语。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分层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但造成了学科范式的对立和工作机构的权力分立。必须在认清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分层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通过人学范式转变与民生视角的转换使三种形态话语和谐共生,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形态话语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话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炼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话语为学科形态话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

论耻感的评价活动机制与意识形态化

耻感是人的行为与内化为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差距甚至冲突时所产生的痛苦体验,因此耻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评价活动。其评价活动机制与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以内化的一定社会的良心(心中之善)为客观的评价标准,以否定的痛苦的灵魂锤击的心理情感方式显现出来,通过主体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心中之善的冲突过程、主体对心中之善的确证与升华过程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道德审判与自我心灵拯救。耻感的评价活动不仅在个体主体身上发生作用,而且以群体主体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把适合自己统治的荣辱(耻)观"群体化"、"普遍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全社会遵循的耻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民众评价活动和权威评价活动的上下互动中,通过意识形态的引领而形成的。只有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中,在关照现时代人民的诉求过程中,并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内化为民族耻观,构成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当代人们的道德信仰。

论马克思不同“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不同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发展分别以"社会危机"与"巨大成就"的截然不同的结果体现出来。"五形态论"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直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混淆,使得共和国前30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危机,"一大二公"的高度计划的极端公有制模式也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三形态说"澄清了两种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混淆,正确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模式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