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克维尔的政治自由观及其局限

经过卢梭对人民主权的重新阐述和贡斯当对立宪代议制的顽固坚持,后革命时代的法国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似乎个人自由与直接参与式政治自由在现代社会不可兼容。但托克维尔否认这一点,认为民主社会急需参与式政治自由,否则就会走向行政专制。在卢梭与美国的双重启发下,他把政治自由的核心从对主权的直接行使或间接掌握转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本身,通过非主权的自由在代议制民主之下重建直接参与式政治自由,以抵制国家的官僚制行政。然而官僚制行政无法抵制,只可控制。托克维尔政治方案的现实价值主要在于促进议会的成熟与强大,从而避免行政专制。

主权与分权的现代和解——对现代宪法政治理论的政治思想史考察

主权权威与分权机制是现代宪法政治理论的两个核心构成要件,彼此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和谐关系。不过在现代早期,主权概念是依托绝对主义话语建立的,以至于博丹、霍布斯和孟德斯鸠都断定二者在根本上是矛盾的。然而,主权的公共性在实践逻辑上要求刚性的制度控制来规范权力的使用,以防止主权被私有化、国家被家产化。只有对绝对主义主权概念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主权者的虚位化之后,才能达至主权与分权的现代和解,然后才能依靠分权制衡机制来保证主权的公共性。洛克基本完成了这一理论改造工作,但并不彻底。只有到了《联邦论》,完全的现代宪法政治理论才真正形成。

孟德斯鸠论英国政制

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意在找寻能恰当保障政治自由的宽和政体,英国政制作为超越德性共和国与荣誉君主制的自由政制则是最终答案。它既确保了充分的政治自由,又带来了十足的哲学自由,这根本上是因为其性质与原则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在它那融合混合政体因素的分权制衡机制下,滥权倾向得到有效遏制,权力公共性获得稳定保障,由此人们拥有广阔公共领域。正是在这公共领域中,人们养成了自由的习性与精神,主动确保围绕立法权与执行权形成的派系竞争维持均势,从而使英国政制的权力架构在实践中保持均衡状态。

孟德斯鸠论共和政体

共和主义思潮在17—18世纪的欧洲影响甚广,所以孟德斯鸠把共和政体纳入其政体考察的范围,评测它是否是宽和政体的恰当形态。然而无论是在政体性质上,还是在政体原则上,共和政体都不符合宽和政体的核心特征:由于绝对主权机制的特殊性,它难以建立稳定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必须强迫人民始终恪守德性,而且以自我舍弃为核心的德性在根本上背离了政治的终极目的。此外,在现实中,共和政体很容易衰败崩溃,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性质与原则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对外敌恐惧的需要,还是德性教育本身的成功,又或者共和国的生存要求,都使它具有强烈的战争倾向。最后,在现代民族国家与商业社会中,共和政体完全不合时宜。

从抽象演绎到经验归纳:霍布斯、孟德斯鸠与现代政治学的转向

通过以现代的演绎性科学批判明智的政治学传统,霍布斯实现了现代政治学的“科学”转向,把政治学从政治的实践智慧转变成政治的科学推理。历史与经验因缺乏绝对的必然性而被霍布斯排除在政治学研究范围之外,这恰恰造成了抽象演绎的政治科学的根本缺陷,而孟德斯鸠敏锐察觉到这一缺陷。通过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批判与对抽象社会契约论的摒弃,他揭示了历史与经验背后的社会法则之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任何忽视它们的政治变革必定难以成功。因此,他以不同于抽象演绎的比较归纳方法考察“法的精神”,进而发现了支配政治现象的社会法则,其核心是政体性质与政体原则的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的“社会学”转向。

孟德斯鸠民族一般精神论的结构与意图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旨在以与政治普遍主义相对的政治特殊主义,教导立法者保持节制精神,以图把人类世界引向自由与繁荣。立法者之所以需要保持节制精神,是因为复杂多样的人类社会限定了他们的行动空间。因此,立法者既需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寻找能够恰当保全人之自然的节制政体,还应理解并以恰当的方式重塑作为社会自然的民族一般精神,使之符合节制政体的政体原则,这是因为与政体原则的同一性决定了民族一般精神对制度变革的成败至关重要。孟德斯鸠虽然认为气候、土壤等物理因素对欧洲自由精神与亚洲奴役精神影响甚大,但并未堕入地理决定论,因为他坚信人力可控的道德因素对民族一般精神的影响更大。因此,立法者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改变强化或消除物理因素的影响,而最合适的道德因素是商业。商业是以非强制的手段改变风俗风尚的最好路径,因为它恰当地顺应了人性的自然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