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质量治理制度体系改革研究

构造有效的质量治理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质量治理的主要矛盾与重点任务发生变化,从而对质量治理制度改革提出了不同的需求。我国质量治理制度改革总体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维护了质量安全底线,持续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现阶段,我国的质量治理制度体系在监管效率、标准发展、质量技术机构、社会力量参与、质量激励政策等多个方面仍存在短板,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本文提出未来应从构建有效激励约束体系、加快质量技术服务机构深层次市场化转型、推动标准体制变革、优化质量激励政策、发展商品比较试验机构等方面进行努力,不断完善质量治理制度。

增强产业质量竞争力,助力质量强国建设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发布,至少体现了两个重要的“首次”:一是首次以“质量强国”作为文件标题的《纲要》,此前质量强国仅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或质量管理部门有关文件中;二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质量领域发展纲要。

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农业机械化的推进离不开农村人力资本的支撑。本文基于200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引入农村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并考虑了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滞后性,探究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人力资本均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而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机械化水平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使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村级数据后仍可得到相同的结论;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促农增收的调节效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为负向调节效应,而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为正向调节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机械化的负向调节作用对粮食主产区、人均耕地面积更大的地区效应更大;第四,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与农业机械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应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和加速提升农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针对我国农村可能存在的人力资本结构错配问题,要加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以更好地匹配并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促进农民增收。

融资约束对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

不同类型融资约束,可能会使企业产生不同的质量选择行为。现有文献研究了融资约束与企业质量行为的总体效应,而没有基于我国独特的金融市场结构进行异质性分析。笔者以一个随机抽样调查的企业样本,探讨了不同类型融资约束对于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对企业产品质量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约束对企业产品质量具有显著负效应。因此,正规金融约束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激励,而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约束,则会降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努力。基于这一发现,笔者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正规金融服务,缓解其资金压力的同时也对其产品质量行为产生外在约束,进而提升其产品质量水平。同时,规范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降低企业的总体融资成本,使得非正规金融能够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起到正向的作用。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实现的政策设计——基于广东电梯安全监管改革的案例分析

电梯安全涉及利益主体众多,责任主体不明、责任落实不到位是电梯安全监管的主要问题。广东电梯改革提出了使用管理权者首负责任的监管模式:使用管理权者要对电梯事故承担首要的赔付责任;将电梯的定期检验与政府的监督检验分离,并将电梯维保资质的审批让渡给电梯制造企业,使其承担了维保的首要责任;引入了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使电梯安全风险通过市场竞争得到了充分披露。通过这一改革有效解决了原有电梯安全监管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广东电梯改革对于我国质量监管体制改革的一般性启示是,减少对市场主体权利的约束能够形成良好的内在质量激励以及形成强大的质量责任约束。

机器人的发展:中国与国际的比较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机器人拥有量最大的国家,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代表性国家机器人市场应用、产业发展、政策体系及其对就业影响等方面,全面地评价中国机器人发展所处的地位。分析认为,中国机器人使用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因而未来还有较大增长空间。本土机器人产业在技术、品牌等方面与国际前沿水平差距明显。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机器人的使用对我国劳动力就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体相当。与国际相比,我国机器人应用与研究的支持性政策力度更大。我国的机器人支持需要更加注重功能性政策,更大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机器人创新。

政府评奖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质量奖的多期DID检验

近年来我国政府举办的评奖活动数量呈上升态势,本文以质量奖评选为对象研究其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质量奖评选对企业可能产生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同时获奖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补贴。本文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以上三个可能的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获得质量奖后绩效指标显著下降,政府补贴数额显著增加。进一步检验发现,获奖之前企业进行了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支持了迎合效应和补贴效应,不支持激励效应。本文的启示是:企业对政府评奖存在迎合行为,使评奖行为偏离其目标,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有为政府、风险应对与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基于赣南脐橙产业的案例研究

欠发达地区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要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面临着多重风险挑战。本文以赣南脐橙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为案例,结合有为政府及政府市场互动理论,分析了政府应对产业成长过程中各类风险的动态过程和一般经验。研究认为,政府在识别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之后,还需要不断面对产业起步成本高、规模化发展动能不足、高质量发展转型困难等各种风险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进行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的经验积累及对基层政府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本文对于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加强对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性政策投入的顶层设计以消除产业发展方向不确定性风险;第二,区域内部要建构竞争与合作双重关系以防范低质化发展风险;第三,政策经验的持续积累以应对产业发展的各类不确定性风险。

国际机器人产业政策的主要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但机器人产业本身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研究表明,美、德、日、韩等发达国家在机器人产业上均实施了多种扶持政策,促进了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主要经验包括: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选择型产业政策与功能型产业政策,强调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提前应对机器人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冲击等。本文尝试总结部分发达国家在机器人产业政策上的经验,并提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政策的优化建议:更加注重实施功能型产业政策,加强地区间产业政策的协调,重视机器人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尽早出台与机器人应用有关的就业配套措施。

提高脱贫质量的理论、政策与测算框架

2020年我国按现有贫困线标准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扶贫工作的重点转向提升脱贫质量。要落实提升脱贫质量的政策目标,亟需新的理论构建与可操作性的测算框架。本文结合动态贫困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多维贫困理论,对中央提出的脱贫质量政策进行解析。基于此,提出脱贫质量在宏观层面应主要关注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微观层面关注个人发展的可行能力。基于这一理论,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脱贫质量的测算框架,对此前832个国定贫困县的脱贫质量进行评价。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次对脱贫质量的政策内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评估框架设计,从而对未来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的政策设计提供一定启示。

政府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强制认证制度的一个实证分析

如何让强制认证在保障质量安全与提升企业生产率之间得以有效平衡,是我国强制认证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一手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强制认证对企业生产率的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强制认证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主要机制是提升创新能力、提升管理能力和增加自愿性认证三个方面。强制认证对企业生产率存在多重异质性:对市场范围更大的产品效应更大,而在国有企业中效应显著更低。在认证强度更高的行业中,这一效应要显著弱于认证强度更低的行业。基于此,相关政策建议是:放宽强制认证机构的准入,促进认证业务的市场竞争,以改善强制认证的公平性;进一步缩减强制认证的范围,降低其约束竞争的效应。

产品质量如何决定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山区的实证研究

自然条件相似的山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却差异明显,同样是山区的德国和瑞士其经济增长的质量远高于我国的山区。实证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可较好地被微观产品质量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所解释。因而围绕着微观产品质量的改善,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是我国山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同时也是我国提升总体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路径。

我国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现状分析及解释--来自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盈利能力的基本分析理论,重点对企业盈利的现状,及其市场结构、政府管制壁垒、企业个体特征等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管制壁垒导致了部分行业的高利润,但其不利于企业经营效应的提升;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差异,在管制较弱的行业,其效应显著为正,而在管制较强的行业,其效应显著为负;产品质量、人力资本等企业个体因素对于企业的利润率以及利润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因而,要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应进一步弱化政府对于市场的管制、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的盈利模式从依靠"垄断租金"向主要依靠竞争力提升转变。

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数量与质量的视角--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对于中高层管理者作用认识的分歧,需要从数量与质量的视角来加以协调。中高层管理者的绝对数量对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而相对数量具有负效应;在质量指标中,中高层管理者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参与决策、社会资本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对企业绩效均不显著。企业管理者需要着力弥补中高层管理者的创新能力短板,促使其从单一技能型转变为经营型管理者。

我国存在城乡产品质量二元性吗?——基于我国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种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城乡二元性的多维度研究很多,但对于城乡的质量二元性的研究在理论上较为欠缺,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验证则更少。对已有研究所提出的城乡质量二元性的命题,尝试基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地检验城乡质量差异的显著性,同时从城乡质量服务差异性分析城乡产品质量二元性存在的原因。实证分析结果初步证实,城乡之间在质量满意度方面且主要是耐用消费品方面差异较为显著,但在质量安全感受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基于实证分析结论的政策建议是,重视对于农村的质量监管与公共服务的投入,针对我国城乡质量二元性的结构性特征,主要加强农村耐用消费品质量的监管,改善农村居民对于家用电器等产品的质量满意度。

居民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评价

居民的实际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客观事实相背离,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表现,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消费以及GD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质量主观感知的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在控制居民个人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以后,人均GDP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感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消费增长的效应则是显著的。GDP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是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于实证分析而得出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注重和加强改善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优惠政策能促进经济发展吗?——基于原中央苏区振兴政策的再检验

我国推行了大量旨在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对于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而现实中要剥离出这些政策效应面临多重困难。原中央苏区振兴计划将优惠政策瞄准到县,这些县集中于赣南、闽西和粤北,能够在邻近区域内找到一些在地理条件、初始发展水平相似的县作为对照组,从而为优惠政策的经济发展效应评估提供一个接近于准自然试验的研究机会。基于DID模型回归发现瞄准特定区域的优惠政策对于GD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率、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政策对于这些地区自生能力的提升效应是负的,表现为政策实施后更高的财政缺口规模、更低的投资效益以及更高的人口外流率。稳健性分析能够进一步验证上述两个观点。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应增加投资且更多地转向提升其自生能力。

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有效性的制度思考--基于食品安全治理的经验借鉴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出现了官方信息发布迟滞的问题,亟需我们进一步反思并改进我国现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制度存在的缺陷。国际经验表明,作为应对科层制行政管理体系效率不高、行动迟缓的重要补救性措施,吹哨人保护制度在世界各国立法中得到了较大范围普及。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参照吹哨人立法的精神,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文章建议,借鉴国内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制度以及国外有关经验,加快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吹哨人保护制度建设,有效地规范公共卫生领域信息传播行为,使其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形成有机互补,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的有效性。

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模式研究——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质量关键又是在于推进人的城镇化,而这需要建立在内生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基础之上。当许多城镇面对内外冲击出现发展危机时,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强劲。基于这一案例的分析,得出了以市场动力为基础,建立基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体系而发展起来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内在优势。后港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不同于传统的"造城"式的城镇化道路,对于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破解中小微企业营商环境关键痛点的几点思考

构建更加友好的市场发展环境,是当前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小微企业具有发展时间短、营业收入低、人才吸引力不足等特征,其生存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快破解市场准入环节准入不准营问题;二是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提升中小微企业政策获得感;三是着力降低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参与门槛;四是加快推行个人破产制度,促进中小微企业再创业;五是有效破除平台垄断对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