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融资租赁承租人破产时的出租人权利

融资租赁是一种新型交易模式,不宜以租赁交易等传统法律关系对其定性。融资租赁中作为出租人权利基础的所有权具有特殊性,相较于完整的所有权有所弱化,是为租金债权提供担保的“名义所有权”。从权利基础、利益衡量、制度取向三个角度出发,承租人破产时的出租人权利宜定性为破产别除权而非破产取回权。在融资租赁合同的破产处理中,《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管理人的挑栋履行权不宜被直接移用。在出租人享有破产别除权的情况下,承租人破产管理人的挑履行权并无适用空间。未来立法应当将传统租赁从融资租赁中剔除,完善破产法有关融资租赁的特别规范,通过法制保障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行稳致远。

我国商个人概念的厘定

商个人目前仍然是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关切。商个人定义和特征不明晰、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制度重叠、营业权缺乏法律保护等问题是我国商个人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商个人定义和特征的重塑而言,应当坚持投资主体单一性与投资者无限责任作为区分标准,不宜把模糊的非组织性作为商个人的特性。就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实质相同而言,应当鼓励两者间的相互转型,并在转型期以个体经营者法对两者统一规范。就营业权缺位的问题而言,应当从公法、私法两个维度确立营业权的法律保护,从而将无名商个人作为小商贩体系纳入合法化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告知同意规则的检视与改进

告知同意规则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但在实践中面临着多重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坚持采纳告知同意规则的同时也对其采取了一系列修正措施。但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现状来看,告知同意规则面临的实践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仍然处于利益失衡的状态。检视《个人信息保护法》所采取的扩张合法性基础、实施信息分类与差异化保护、细化完善同意规则等修正措施,虽然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同意规则难以落地的窘况,但仍存在诸多疏漏。应采取引入合法利益豁免机制、构建行政监管机制、发扬个人信息保护设计理念等手段作为告知同意规则改进完善的对症之策。

政府在上市公司破产困境中的进与退——基于政府与市场的法律边际

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决定了政府在上市公司破产困境中有进有退。在我国破产市场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政府角色的独特地位和政府早期干预的治理优势决定了政府不得不“进”。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高效率、竞争维系优势和行政权本身不可避免的扩张和腐蚀等劣根性,则要求政府“进”中有“退”。就上市公司的破产困境而言,应当建立政府主导的企业挽救机制作为过渡机制,同时,逐步完善破产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不断朝破产市场化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