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曹植的游仙转向及其早年信仰

曹植在建安二十五年以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游仙转向。此一转向有两重含义,一是思想上由儒家渐趋道教,二是创作上开始从事游仙诗写作。过去诸家认为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故多从政治、瘟疫等外在条件中寻找其转向的动力。实际上,曹植早年积极反对的只是方士的神仙体系,受曹、卞夫妇影响,他对宫廷神灵体系十分推崇。故曹植反仙立场的本质绝非无神论的觉醒,而是对异教的排斥。对儒家神系的崇敬压抑了曹植早年浓厚的“天路”情结,这一情结正是其后期转向游仙的重要内因。

《文心雕龙·原道》探原——“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

《文心雕龙·原道》篇与道家有莫大关系,其篇目体例(篇名、篇次与专章形式)源自《老子·道篇》《黄帝四经·道原》《文子·道原》及《淮南子·原道》等道家文献构成的目录传统。其“原道”思维及以“圣”为“原道”主体的做法也主要是取法道家。刘勰在继承这一传统时,又有三点突破:一是“道”的突破,建立了一种涵盖百家同时兼容“文章”的“道”之观念;二是“文”的突破,将“文”推原于“道”,赋予“文”与“道”同等的作用与地位;三是“圣”的突破,建构了一个自伏羲到孔子的传承有序的“圣王”序列。

南方印象:“兕”的书写及其变迁

殷商以降,兕多迁徙至南方,此后逐渐成为文人的描写对象。过去雷焕章等人的研究旨在将“兕”与某种生物互相对应,忽略了兕的形象本身的多样性。实际上,历代对兕的书写有时更接近一种文学叙述,新的元素与概念可以不断地附加到“兕”身上,从而丰富其形象与角色类型、拓展其语义,而兕甲、兕觥等兕类制品作为兕形象的一部分,同样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强楚记忆与诗礼记忆)。在不断的书写与流变中,兕最终被塑造为一个南方符号,沉淀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中。

王者居天人之际--《关雎》意义新探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彼世的河洲、雎鸠、荇菜与此世的君子、淑女在诗中构筑出了一个相互感通的天人世界。诗中的礼乐对天道进行模仿,使人可以与天合一,从而使王道得以体现。西周初期,学在王官,文在巫觋,当时的诗歌仍保留卜辞色彩,诗歌常兼有教化百姓、沟通情感等多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