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冲突、“一带一路”与中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策略研究

采用全球多区域CGE模型对中国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的影响进行评估,测算了中国对不同"一带一路"地区开放市场的经济冲击效应。研究发现,若中国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中美两国的实际GDP、居民福利和就业均会遭受负面冲击;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市场能够缓解美国农产品供给中断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中有16%-32%的部分可被"一带一路"国家取代,替代率随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而上升;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对华出口增加明显,可作为贸易冲突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重要参考对象。

区域产业升级、政府创新支持与能源生态效率的动态关系研究: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5-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的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通过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区域产业升级、政府创新支持和能源生态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能源生态效率整体波动较大,且不具有σ收敛特征,但整体及各地区绝对β收敛趋势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共同提升能源生态效率;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区域产业升级、政府创新支持与能源生态效率三者间互动存在非线性特征,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区域产业升级和政府创新支持对能源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创新支持可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源生态效率对政府创新支持存在拉动作用,此外,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创新支持对能源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有13.36%是通过传导影响区域产业升级实现的。

安徽省行业隐含碳及碳减排潜力分析

为有效改善气候,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安徽省为例,对行业隐含碳及碳减排潜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能源产业作为安徽省碳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其隐含碳排放量较大,是碳减排的重点。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开发新能源和新兴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贸易结构,引进低碳技术以及对不同碳减排潜力行业分类采取措施等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研究

基于GTAP 10.0数据库,采用MRIO模型重新对国际贸易隐含碳结构进行剖析,着重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中所担任的角色,根据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流向探究各地区的"碳泄露"情况。结果显示:2014年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为17 309.19 Mt,约占当年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53.59%,其中,贸易总出口隐含碳占比达24.38%,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公用事业和建筑业;基于消费侧核算原则,中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回落了近6个百分点,而美国上涨了2.4个百分点;中国是最大贸易隐含碳出口国,主要为发达国家服务,成为发达国家逃避责任的"避风港",美国是最大贸易隐含碳进口国,为各国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最大的污染源。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研究——基于ELES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xtended Linear Extenditure System,ELES)模型从时间的维度分析了2003~2007、2008~2012以及2013~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和价格弹性等。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和收入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食品、居住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衣着类消费支出占比开始下降;居住、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城镇居民的总边际消费倾向在逐渐下降,储蓄在逐渐增加;在收入弹性上,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衣着、交通通信和其他类消费项目的需求收入弹性减小,逐渐由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同时医疗保健类消费价格变动开始对我国消费产生影响。为了拉动消费需求,本文提出三点建议: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粮食价格,稳健降低恩格尔系数;改善消费结构,拉动消费需求增长。

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10—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政府干预财政支出加大会带来环境质量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城市人口密度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都会进一步降低环境质量;城镇化水平与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的城镇化水平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交互项对环境质量有着正向的影响.最后提出建议:优化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合理控制城镇化水平,加大政府财政政策干预力度,控制安徽省人口增长速度和提高全民绿色消费的环保意识等.

中国芯片进口供应链中断风险、可替代性及其经济影响评估

本文从芯片供应链中断风险及其可替代性视角出发,探究了美国主导对华芯片禁运的国际经济影响。首先从理论层面对芯片禁运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其次将芯片从电子信息行业中剥离出来,构造包含独立芯片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最后构建全球8地区12部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芯片禁运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冲击及其时间演变规律,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1)芯片禁运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当美国联合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同时实施禁运时,我国宏观经济和就业将受到显著冲击;(2)芯片禁运对美国自身的经济影响有限,而跟随美国参与禁运的韩国和日本等地经济损失较高;(3)芯片禁运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且随着竞争力损失的不断叠加,我国产业损失和宏观经济损失均会加大;(4)增强国产芯片对进口芯片的替代能力,并强化不同芯片进口来源之间的可替代性,能够减少我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冲击。本研究对我国有效应对美国芯片封锁具有参考价值。

国际禁运联盟、供应链中断风险与我国宏观经济易损性——以芯片为例

美国近期试图构建联盟以不断强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而芯片作为高科技的核心载体,是中美竞争的主战场。文章首次考虑美国构建对华禁运联盟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芯片供应链中断风险,定量测算芯片进口中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易损性及其影响边界。文章构建了全球13个区域、12个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不同芯片禁运联盟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冲击影响。研究发现:(1)美国单独实施芯片禁运对中国影响有限,但如果将韩国等经济体纳入其联盟中,中国经济将会遭受显著的负面冲击。(2)在芯片进口完全中断的极端情景下,中国当年实际GDP下降0.49%,出口减少8.02%,就业下降0.18%,失业人数增加约136.35万人。(3)受贸易转移效应影响,美国主导的对华芯片禁运联盟对联盟内外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即联盟内部将会受损,联盟外部将会受益。(4)芯片禁运联盟对其内部成员的经济影响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如果韩国等经济体加入该联盟,其遭受的经济和就业损失将显著高于美国。(5)中国对芯片产业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减轻美国芯片禁运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文章首次揭示了芯片进口中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边界,为中国应对美国的高科技打压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