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家庭杠杆率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市场规模已跻身世界前列,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本文试图从方言多样性视角,对家庭商业保险市场的低参与率作出解释。研究发现,第一,方言多样性通过降低家庭的社会信任感,增强家庭内层社会网络的非正式保险强度,削弱外层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而降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第二,本文讨论了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个数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及模型中的遗漏地理类变量问题,并使用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第三,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方言多样性抑制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功能,为解决方言多样性“文化效应”的影响提供可能的途径。第四,本文发现,在城镇家庭、低金融知识和低受教育年限家庭中,方言多样性的影响更显著。本文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讨论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低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途径,能够为政府制定家庭通过商业保险进行风险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近代梅州侨乡批局经营网络研究——以1936年汕头批局登记详情表为证据

随着近代邮政档案的开发利用,为深入研究梅属批局经营网络提供了史料支持。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汕头批信局登记档案,以1936年梅州侨批网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梅州侨批网络的关系构成、网络特征,首次呈现梅州侨批网络面貌。研究发现:(1)梅属批局与潮汕籍汕头批局合作紧密,梅州地区侨批多通过汕头批局进行转递,潮汕籍汕头批局是梅州侨批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2)海内外梅属批局多通过同乡(县)关系构建合作,服务范围主要是本县本乡乡亲,以同乡(县)关系保障侨批网络的运作。(3)梅州侨批网络并不存在以县域为界的帮派,梅州侨批网络内部呈碎片化分布,从而影响了梅州侨批网络的服务范围和效率。

城镇化、住房需求与家庭杠杆率

本文从家庭微观层面,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身份转换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基准估计结果表明,户籍身份转换推高家庭杠杆率。机制分析发现,户籍身份转换引致家庭产生新的住房需求,促使其为平滑消费而负债购房,导致家庭杠杆率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户籍身份转换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且提高家庭过度负债的概率。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中等收入家庭和养幼负担较重的家庭,户籍身份转换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更显著。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缩小了农户消费差距吗

缩小农户消费差距,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能,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对农户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缩小了农户消费差距。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促进消费品进村,缓解本地市场规模与外部市场可及性对农户消费的抑制作用,缩小农户消费差距;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带动农产品进城,提高低收入农户的农业收入,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而降低农户消费差距。同时,本文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能够降低贫困县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消费差距,具有包容性增长的特征,且不受“精英俘获”现象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能够为制定促进电子商务进农村与缩小消费差距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探究如何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经过替换模型、平行趋势检验、稳定单元处理效果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推动了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发展,而消费互联网发展与工业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因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宽带中国”政策能够缩小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体现出包容性增长的特征。文章的研究发现可以为在新经济形态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女性劳动力地位及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一定政策参考。

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户籍身份在转换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同时,并未提高常规型消费水平。原因是户籍身份转换家庭为追求相对社会地位而产生物质渴求动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推迟了当前消费,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此外,户籍身份转换后子女教育等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低收入、低财富、低户主年龄和高负债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发生户籍身份转换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之谜解释的有益补充,以期为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