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与经济:全面抗战前豫省电话系统的构建

清末光绪年间,电话首次出现在河南开封,此后豫省电话事业发展较为曲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豫省电话的官方机构——河南省电话管理局及其各级下属机构的建立,使得近代豫省电话管理系统渐次成型。与此同时,豫省省会开封市内电话、全省长途电话、各县环境电话和省际长途电话网络系统在全面抗战前的时空内得以构建,展现了近代技术、治理与经济互动交织的历史场景。豫省电话系统在构建的过程中,给时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取得了多维度的成就,但也陷入到各种问题之中,阻碍其发挥更大的现实功效。

1938年中共缘何将省委制改为区委制——以冀豫晋省委改制为中心的探讨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沿太行山脉建立了冀豫晋抗日根据地,并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创设的省委制度,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冀豫晋省委。但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省委建制招致了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不满与猜忌,并有导致发生摩擦甚至引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破裂的可能。中共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少摩擦,于1938年8月决定将冀豫晋省委改为晋冀豫区委,之后这一改制便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省委改区委缓和了与阎锡山以及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矛盾,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利用合法地位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省委到区委的改制,堪称中国共产党人不图虚名,主动适应形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实践体现。

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知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国际社会。此时,中国朝野并不认同西方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直至甲午战后,中国的维新志士始认为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欧美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种"文明国家"论虽然启动了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得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特征的军国主义思潮受到世界舆论的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新知识阶层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中国国内变革和国际关系变革的新途径。随后,反对帝国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主导认识。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所创设、后逐渐在国共各治区推行和实施的地方层级制度,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该制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相继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国共各治区也有不同的特征和命运。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其与学术界流行的相关知识、观念的关联。

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方制度: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普遍实行的督察、管理县级及其以下政权的层级政府制度,它直接援引国民党地方行政层级中的专员制度,间接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介于省、县苏维埃政权之间的特区苏维埃政府制度。专员制度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而得到了推行。专员制度及其管理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

中共成立初期,地方组织开始只是在一些有新兴工业的都市设置支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逐步设置了地委和区委。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刻,中共把省委制运用到党的组织体系中。中共省委制是中共对传统地方最高层管理体制——省制的创造性运用,是中共组织制度网络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对于土地革命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共省委制的建构,形成了省组织层级凝聚、拱卫在中共中央核心层级之下的组织机制,大大加强了中央的政治中心权威统领军事和领导地方的能力与力量,彻底革除了历史上藩镇和近代军阀自为一体对抗中央之弊,将省与中央的位序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归到健康轨道。

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

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翁有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各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广泛、充分的政治动员，使广大进步和爱国民众不断参与到抗日民主政治体系中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并争取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之，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 ,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 ,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 ,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 ,专员制度的变革 。

“五四”前后陈独秀对“封建”意涵的探索——中共“反封建”话语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推翻晚清帝制、民国建立后,政治并未像辛亥革命者所期盼的那样使人民永享太平,反呈政纲失序、军人乱政、国家分裂的危险境地。在此情景下,胸怀拯救民族、改造国家的"新青年"知识分子逐渐积聚到一起,其中一部分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核心人物正是陈独秀。他站在五千年文明中国与近代西方文明交汇的"五四"潮头,挟欧风美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新知,提出了关于近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其中,"五四"前后十余年间关于"封建"意涵的探讨和"反封建"思想理论的构建,主要是由他提出并逐步形成初步的理论支点的。这些理论在中共早期的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值得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改此前地方行政管理三级制发展的趋势，采取省县两级管理体制。而自1931年开始而后逐步确立并推及全国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遂又使省县两级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迄今有关民国地方政制的研究中，对行政督察专员制研究甚为薄弱。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的缘由，探讨了行政督察专员制酝酿试办之初创时期、分途并立之正式实施时期和统一体制及划一实施之定型时期诸阶段的历史概貌与演变轨迹，论述了行政督察专员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考论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开始并不想立即制定1954年宪法。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于1952年10月访苏时就中国暂不制定宪法而由《共同纲领》代替问题请教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坚持中国应尽快制定宪法,中国遂转而积极制定宪法,并于1954年颁布。1954年宪法的制定工作是认真的。但由于形势的迅速转变等多种原因,宪法的实施却成了问题。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

钱穆政治思想研究翁有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正如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体认与审视一样①，他对中国政治也有独到的体认与思考。本文拟从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对中西政治歧异的比较以及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构思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钱穆对中国政治的体认钱穆虽为一介书生...

清末民初李大钊宪政思想的演变(1907—1921)

清末民初宪政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勃兴密不可分。它以西方宪政模式为旨归,是中国近代社会各种现代化思潮的一分子。李大钊的宪政思想是同清末民初宪政思潮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宪政思想的萌芽、发展和转变深受当时宪政思潮的影响,可以说,李大钊宪政思想的发展历史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民初宪政思潮演变的历史面相。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要民生问题的处理和思考

古今中外历史一再昭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关键是执政者必须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尤其是与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民生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决策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问题的同时,基于其政治信仰,对城市失业者的救济和就业、灾民的救助、疫病的防治这类关系到人民基本生存、生活状况和基本权利的问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重视,并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处理意见,对解决和处理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生问题,正确与妥善处理新政权的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从而取得人民对新中国政权的支持和拥戴,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巩固,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其维护民生的意义,与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等重大军事和政治运动是一致的,他领导进行上述重大军事和政治运动的同时,也在领导着进行不是"运动"的维护民生的"运动"。

北洋时期的军阀纷争与时代主题论略

北洋时期军阀纷争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缺乏能够领导和控制全国的政治中心力量。由于缺乏国家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力量的控制,国家的军事权力陷于局部化和地方化,军事力量陷于纷争和割据状态。这种纷争和割据是在认同一个国家的原则下进行的。认同国家的思想既有历史传统力量的引导,又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激发。在这一原则下,军阀们进行着激烈的军事扩张和竞争,军阀间的内战严重削弱了军阀的整体力量,军阀们在竞相扩张的同时,也在消耗自己的力量,呈现出裂化和碎化的局面。结束军阀纷争的混乱之局,实现国家的统一,成为那个时代严重而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国家的政治中心力量的形成和团结、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

暗地开花:冀鲁豫根据地困难时期中共对伪军的争取

盘踞在冀鲁豫根据地周边的大批伪军,是根据地生存发展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到了根据地最困难时期,伪军数量成倍增加,对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和步步蚕食,根据地形势日趋严峻。为挽救危局,中共适时转变斗争策略,对伪军进行争取、瓦解。通过研究中共对伪军工作的整体情况并剖析中共争取两个伪军大队的个案可发现:中共与伪军建立"关系"相对容易,而要长时间地维系这种关系和更深一步地掌握伪军则要复杂和曲折得多;与此同时,中共还要应对日军对"与我关系密切之伪军"整军肃内的威胁和国民党对伪军这一力量的争夺。史实表明:中共通过开展对敌伪军工作,掌握了部分伪军,扭转了敌我斗争态势;对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这部分伪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战略性力量。

论冀鲁豫边区时期黄敬的群众动员思想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派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他到任后,围绕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针对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就树立坚定的群众观念、群众动员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以及群众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偏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形成了独特的群众动员思想。黄敬群众动员思想极大推进了冀鲁豫边区的群众工作,成为边区依靠群众来渡过难关的重要理论指导。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地委”组织考论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地委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层级和管理机构。它经历了一个从初创、探索到重建、全面发展和基本定型的历史过程。在初创和探索时期(1921-1927),地委组织从制度上看呈逐渐严密、从设置上看呈逐渐增多的特点,而总的看,地委的组织层级地位尚不明确,地委的设置从全国的组织体系看还表现为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在重建、全面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1938-1949),地委组织确立了省(边区)和县之间一个地方层级的地位,地委的组织制度在早期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完备和定型,地委在全国的地方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组织和层级地位在法律上(党的章程及有关文件)和实践上得以确立。

近代中国权力更替与国家中心力量重塑

晚清以降,中国遭遇数千年之大变局,内忧外患纷起,原有秩序难以维持;面对此危机清统治者固守家族集团利益,力智均不足以驾驭全局,德能亦不足以收拢绅民之心,地方势力乃借机滋长,终至辛亥鼎革,民国新立。然新建之民国,起于空地,尚乏基础,因而无法拥有支撑其正常运作的强大力量,遂致民初地方势力进一步坐大,以至纷争不断,各以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国家政治生活军事化,国家权力地方化,军队为军阀个人所有,此种状态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亦难以消除。究其根本是国家中心政治力量的缺位。近代中国权力更替与国家中心力量重塑的演进历程表明,中共作为国家中心力量的形成和确立,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和发展的结果,是中共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取得胜利的结果。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研究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特指投降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同国内的叛国、卖国的汉奸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惩处了一批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