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囚笼——《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的语言力量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社会的描写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以极富洞察力和预见性的眼光,剖析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描述了极权主义可能导致的巨大毁灭。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九八四》中极权主义结构体系及其中的语言角色的分析,探讨语言权力在此文本中的重要作用。

《八月之光》中的另类基督神话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基督教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底色。而在《八月之光》中,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所具有的和传统基督教道德教训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他同耶稣基督相似的人生经历但却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使基督的救赎神话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指向。另一方面,南方社会中对基督教上帝认识的个人化倾向展现了南方社会分裂现实。本文试图通过对《八月之光》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人物形象与耶稣基督神话的对比,以及对南方社会中不同层面的上帝形象的分析,展示在克里斯默斯的悲剧背后分裂的南方和福克纳对南方的复杂立场。

市民社会批判与人类解放的图景——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论旨趣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与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已经暗含着两人在思想上的本质差异。借助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实现了对鲍威尔的第一次超越,同时也开始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并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政治解放的两层涵义来看,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政治解放后的市民社会宗教化了,即宗教信仰的普遍化和金钱拜物教的普遍化。同时,在对金钱拜物教进行剖析之后,马克思发现了金钱的本质并对市民社会中的金钱拜物教现象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是有局限性的,它还不是人类解放,人类解放是人从金钱拜物教和抽象宗教中解放出来。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深入市民社会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建构;三是使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早期政治批判的逻辑进路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将黑格尔法哲学看作在为普鲁士国家作辩护,然而,马克思在1843年前后进行政治批判时曾多次表示,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尚未实现政治解放的、前现代的“基督教国家”,它不仅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现代各国,还低于黑格尔理性国家的水平。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双重批判,既揭露了黑格尔法哲学乃至其整个哲学的逻辑神秘主义,也批判了黑格尔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一批判使马克思的视野从落后的普鲁士国家转向了对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国家的反思。正是由于马克思意识到现代国家的缺陷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后来他才将理论兴趣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等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当青年马克思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对现代社会展开双重批判时,就已经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初步建构了超越现代社会的未来社会理论。

从商汤诏贡到合浦珠市——合浦珠市在海上丝路始发港文化商贸交流中的聚集作用

先秦时期，君主们经常举行与诸侯的朝会。朝会的仪式很隆重，各路诸侯带着各地最珍贵的土特产在台下等候君主的传诏进贡。其实，这种耗费巨大的朝会并无重大的决策意义．更多的是君主们显示权威，诸侯们争逐名利，夸富比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