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道德例外的泛化及其规制——以“美国关税案”为视角

DS543案使得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泛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本案中,专家组片面解读公共道德与经济目标的联系,对关税措施是否被设计为保护公共道德采取回避态度,并拒绝对关税措施是否应局限于违反公共道德的产品发表意见,模糊了公共道德与经济政策的概念,强化了公共道德例外的泛化倾向。公共道德例外泛化不仅导致WTO在类案中适用条约解释产生差异,还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道德帝国主义主张行为豁免的依据。WTO应在价值平衡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公共道德与经济关切的差异,并对公共道德目标、有关措施结构与设计的证明和审查标准作明确规定。中国应善用国际法规则抵制泛化公共道德的单边主义行径,同时吸取美国教训,利用合法手段维护中国道德权益。

论“适当顾及”义务在海上临时警戒区中的适用

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适当顾及”义务可适用于一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公海设立海上临时警戒区的措施,但具体标准有待考察认定。分析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对“适当顾及”义务的裁决并总结有关海上区域的国家实践,可以认为“适当顾及”义务要求一国在宣布临时警戒区时应适当考虑其他国家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包括为此限定区域的位置、范围和时限,避免在重要位置设置大规模区域,事先妥为履行公告义务,并就“警戒区”和“禁航区”进行区分,在警告的基础上避免施加航行限制。另一方面,“适当顾及”义务要求受临时警戒区影响的国家也有义务适当考虑他国维持临时警戒区的权利并避免干扰其活动,宣布国可在警戒区内采取合理措施以确保任务的执行。为此,《海警法》等法律规范应进行规则补正和体系适配,以构建科学合理的海上临时警戒区制度。

论沿海国保护权对军舰豁免权的限制

针对在领海进行非无害通过的外国军舰,沿海国能否采取执法措施,取决于沿海国保护权是否构成对军舰豁免权的限制。在军舰豁免权的适用范围上,这种限制体现为当外国军舰不顾沿海国有关驶离领海的要求,并对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构成持续、严重、紧迫的危险时,沿海国可基于《海洋法公约》第25条第1款采取必要的执法措施以防止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习惯国际法视角下,尚不明确沿海国能否基于保护权对外国军舰采取执法措施,但形势紧迫时国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亦符合国际实践。在执法措施上,沿海国保护权对军舰豁免权的限制体现为对外国军舰的强制驱离,以及暂时扣押身份不明或拒不驶离的军舰属具,但措施的实施应恪守人道主义原则,并以实现强制驱离的目的为限。

论军用无人潜航器的豁免权及其规制

2016年南海无人潜航器扣押事件凸显了外国军用无人潜航器所引起的豁免权问题。军用无人潜航器可被视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军舰或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从而享有豁免权,但能否被视为国家财产以取得豁免权尚存争议。就豁免权的法律限制而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5条、第32条的规定可为领海内军舰和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在豁免权上的限制提供依据,而军用无人潜航器军事化的工作性质、隐蔽而难以联络的运行特点,以及对无人潜航器采取措施的相对较低成本,将有助于沿海国采用比载人军舰更为严格的活动管理方式。应对《海警法》就识别查证环节、性质认定环节和执法措施环节进行解释或补充,以准确实现对外国军用无人潜航器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法律规制。

水雷使用法律规则的当代反思

敷设水雷是海上武装冲突中独具特色的作战手段,也是平时海军活动的常见样式。水雷不仅可作为直接攻击军事目标的武器,也可以与海上封锁、海上禁区等作战方法结合使用,从而发挥最大限度的威慑效果。目前,调整水雷作战的国际法仍止于1907年《海牙第八公约》,但新技术引起的水雷类别变革,以及国际法律环境的变化都在挑战现行规则的充分性和可适用性。在此背景下,以适应新式水雷作战、维护海上安全与限制战争残酷性为导向,水雷使用的法律制度应特别就《海牙第八公约》是否适用于新式水雷、不同海域内水雷敷设的特别规则、平战时水雷敷设的差异、使用核水雷和环境保护的限制,以及清除非法布设的水雷等问题进行价值平衡与规则回应。在期待《圣雷莫手册》更新对战时法规则的调整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时状态下海军活动的实践,以准确把握水雷使用法律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国际投资法中公平公正待遇的嬗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体现在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经历了从原则到规则、从最低待遇标准到善意原则标准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出扩大化、灵活化、具体化的特征。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现实需要,应在国民经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逐步提高投资自由化和外资保护的标准,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制定清晰而明确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以实现外资保护和东道国管理之间的平衡。

预期性自卫权的国际法批判

预期性自卫权,是指国家受到迫切武力攻击威胁时,对施加威胁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武装自卫的权利。自“9·11事件”发生以来,主张预期性自卫权合法的观点成为了一种趋势。应当指出,主张预期性自卫权采取行动的国际案例极少,且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体系排除了预期性自卫权存在的理论空间,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国家可以通过援引“危急情况”条款免除自卫行为的不法性。

浅析“或裁或审”条款的性质与效力

"或裁或审"条款是指当事人约定既可以起诉,又可以向指定仲裁机构提交仲裁的条款。判断"或裁或审"条款的关键在于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之间是实质上的并列关系。约定仲裁在先,协议管辖在后的"先裁后审"条款不是"或裁或审"条款。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从一律认定"或裁或审"条款中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无效到分别确认仲裁协议和管辖协议效力的转变。应秉持有利于仲裁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综合判断"或裁或审"条款的效力。

行使自卫权跨境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问题研究

《联合国宪章》第51条确认了联合国会员国在受到武力攻击时得以行使自卫权的固有权利。然而,恐怖袭击是否构成上述规定所称的"武力攻击",国家是否可以基于对自卫权的行使而对恐怖主义进行跨境打击,在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定论。对此,应当认识到,恐怖袭击构成"武力攻击"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恐怖袭击已经发生并且达到了"武力攻击"的规模和后果;第二,恐怖袭击是可归因于国家或交战团体的行为。而倘若恐怖袭击无法归因于一国或交战团体,那么相应的恐怖袭击发动者则难以成为国家通过行使自卫权进行打击的对象。

深海国别立法的制度经验及其启示

完善的深海法律体系是确保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和开发稳步推进的前提,也是缔约国履行担保国责任,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保证。外国深海法在规则制定中重视落实环境保护的直接责任、设立环境基金和保证金、完善安全作业与应急管理机制、细化信息披露和咨询协商机制、确立人才培养和就业培训要求,并以补充规则的形式协调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章制度,为中国深海法的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域外经验。有鉴于此,我国的深海立法应以环境保护、优化服务、实现经济社会效益为重心,制定履行环境保护直接责任的操作规范,建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财务制度,明确并完善行政部门对“区域”内活动海上安全作业和紧急事故处理的职责,细化海洋科学研究权益保护和深海公共平台机制,为深海法和国际规则的发展预留空间。

国际惯例与国际习惯的概念界分及现实考察

由于翻译用语和不同学科概念使用的问题,国际惯例与国际习惯的概念界分有时并不明确。在国际公法领域,国际惯例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通例";国际习惯是国家间具有法律确信的不成文实践,是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早期的国际公法学界经常混淆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的用语和概念。在国际私法领域,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皆指不具有法律确信的国际商事惯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际惯例和国际习惯的用语表达大致等同于国际私法中的概念表述,主要是指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国际商事惯例。国际私法中的国际惯例可以通过纳入合同从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在国际私法的仲裁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国际惯例独立于当事人意志适用的现象,导致国际惯例的适用日趋接近于法律规范。虽然这并非意味着在国际私法领域国际惯例已获得同国际习惯一样的法律地位,但是国际惯例"扩张化"适用的趋势也揭示了国际惯例独特的适用路径及其隐含的"准规范效力"。

《三字经》批注

【原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注释】①初:初生。性:本性。前句取孟轲的“性善论”,见《孟子·滕文公上》。后句见《论语·阳货》。谓人之初生本性是善良的,彼此相近的,因影响不同,则产生善恶的差别。但孔老二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的君子本性善良,“下愚”的小人本性恶劣,即奴隶主性善,奴隶性恶,二者不变。只是界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人,本性才可随环境而起变化。可见孔孟之流的“性善论”,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是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血腥统治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