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的藏传佛教信仰

由于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 ,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 ,至明代以后土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 ,并延续至今。从目前仍然保存的一些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内容中可以看出 ,现代的土族文化作为一种农业经济形态下的文化模式 ,虽然有农业文明的共性 ,但也有其因宗教活动而滋生的个性 。

藏传佛教信仰与土族女性社会化问题初探

宗教行为是宗教奥义的物化形式,并以自己的存在诠释和体现着宗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宗教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对土族个体而言,贯穿于其社会化过程的始终,并对土族个体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而,特定的民族文化,对该民族个体的社会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它是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和民族灵魂的根本性因素。

关于唤醒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几点思考——东乡族、保安族妇女与文化的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生产活动和人口再生产活动中都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对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发现,生活在农村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社会权利,而要想改变这一切,唤醒其自我意识是首要的。其一,营造环境以促使女性自我意识的萌生;其二,通过教育来推动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其三,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工作以强化自我意识。

甘肃东部地区黄帝传说的民间叙事品格及当代文化价值

甘肃东部(天水、平凉)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热土与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有着脐血相联的文化关系,许多美丽温暖的民间传说由此而生。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其上承载着独特的民间叙事品格与积极的当代文化价值:一、英雄出生:民众的英雄崇拜与传说的国家认同意识;二、日常生活:民众的孝亲观念与传说的道德价值;三、科技发明:民众的审美观念与传说的人文价值;四、崆峒问道:民众的道教情结与传说的宗教价值。传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塑造出了一个甘肃民间视野中独一无二的黄帝形象(伟人、凡人、仙人),表达出了黄帝出生地百姓既温婉厚重又大气豪迈的"帝乡"情怀,而客观上上述传说又包蕴着国家认同、道德价值、人文价值、宗教意义等隐在的文化价值。

土族葬俗叙事与女性社会心理研究

丧葬叙事是土族民间叙事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土族女性而言,丧葬叙事在她们人生的特定场合对其社会心理发生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制约、疏导、规范女性心理的重要精神资源。

土族女性祖母期的宗教行为述略

宗教行为是宗教奥义的物化形式 ,并以自己的存在诠释和体现着宗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研究信仰者的宗教行为 ,有助于充分了解信仰者信仰宗教的程度 ,从而把握信仰者的心理态势和价值取向。祖母期的土族女性 ,由于身心的巨大变化 ,表现为一种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的宗教信仰者姿态 ,各种丰繁复杂的宗教行为既是这种状态的最好指标 ,同时也显示出宗教信仰和女性年龄之间的某种普遍性关系。本文重点描述了土族女性祖母期的宗教行为 。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简述土族女性的宗教行为及其意义

土族女性的宗教行为 :宗教刺绣 ,灶神信仰、囊尼活动 ,这些活动更多地具有心理学的意义。参与宗教活动的女性大多是为了心灵的安慰。造神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特权 ,平衡了女性心灵失衡状态 ,使她们意识到她们在继递香火和丰盈粮仓中的重要地位 ,从而获得一种心灵慰藉。“囊尼”活动则具有相对现实的心理意义 ,即 :未来时积德 。

简论觉囊派的佛教思想

觉囊派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空中观见”。它虽然突破了传统佛教的某些观点 ,甚至与之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 。

甘肃民间“傩仪”的性别社会学思考

"傩仪"是甘肃傩文化中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重要环节,它们以不同的规模出现,小到庄院的打醮活动,大到"会首"的请神活动,都以肃穆庄严的格调表达出"礼"的性质,几乎成为任何一种傩活动的必备前奏与法定开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乎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当我们从性别社会学的视野去分析整个过程时,会发现,女性禁忌几乎与傩仪发挥基本功能的过程中相伴始终,而其次生功能则又纠结着女性诸多的社会诉求。

简论夏、商、周三代宗教的社会功能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 ,间接地反映并服务于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 ,古代宗教亦是如此。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时代的宗教 ,就其积极的社会功能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统一军事行动及稳定社会秩序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河湟地区“除王蟒”传说的多元叙事与民众传承心理

流传在河湟地区的"除王蟒"传说,大体可以分为历史叙事和艺术叙事两类。在这种多元的叙事过程中,反派主角"王蟒"被符号化,而除王蟒者的形象则得到了一次完整的民间重构,英雄人物成为民间表达自己文化隐喻的叙事工具。这样的叙事过程,又有着民间内在的隐秘符码,其以特殊的编码方式诠释出民众的传承心理,即对乡土英雄人物的朴素崇拜、对族群审美文化艺术的诗性表达。

对甘肃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地理学观察

甘肃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与作家所置身的地理空间有着深度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大致有如下的几种类型:一是出生之地与"政治地理移动"意味的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二是出生之地与"文化地理移动"意味的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三是出生之地与"族群迁徙之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这一问题可分别以益希卓玛、尕藏才旦、马自祥为代表进行分析研究。这些个案昭示出甘肃少数民族作家置身的地理环境对创作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在作品中如何智慧表达地域性文化又是作家的一个主动行为,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从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资源中淬取一种大国文化气象。

浅析帕竹时期卫藏地区相对繁荣的原因

14世纪中叶至 15世纪前期 ,是西藏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间 ,西藏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这种良好局面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行政制度的改革 ;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以及宗教的革新。

甘肃“花儿会”活动研究综述(1949―2019年)及产业开发思考

甘肃多民族地区的“花儿会”是历史悠久且在新时代语境中仍有着鲜活生命力的民间文化活动。学界70年来(1949―2019年)对甘肃“花儿会”活动的历史起源、相关传说、歌手的演唱和传承心理、活动的整体环节及所承载的意义等内容做了很多研究,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观察“花儿会”的一个核心视点是“人”,即表演者、传承者、普遍听众身份的人成为重要的观察对象。这对我们今天从产业化的角度去研究“花儿会”活动产生了启发意义。以“花儿会”的传承者、参与者等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为主要考察平台,强调调动主体的市场积极性和社会参与性,按照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内生式发展理论”去发展与“花儿会”相关的文化产业,应该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具体可从以下路径进行操作:1.“花儿会”起源的历史叙事与产业开发。2.“花儿会”空间的多民族建构与产业开发。3.“花儿会”民俗的性别社会学思路与产业开发。4.“花儿会”浪漫诗学的文人表达与产业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