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复李少一的信

李少一同志: 接到来信及《关于郑圃隐》一文,也看到郭沫若为郑圃隐问题回你的信。你向我打听郑圃隐其人的历史,我和郭一样也不清楚。经请教我校东方史专家周一良教授,知此人在《高丽史》中有传(见《高丽史》卷一百七十,列传第三十)。经检阅《高丽史》本传,知道郑原名梦兰,字达可,九岁改名梦龙,旣冠,又改名梦周。他著有《圃隐集》,圃隐是他的笔名或别号。

记古圣寺(节选)

古圣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地方,我之不能忘记古圣寺,正和我不能忘记陶行知是一样的。而且勿宁说,正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发育滋长的地方,曾经是陶行知手创育才学校的校址。

历史的后院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重重叠叠的山岭和覆蔽着这些山岭的万古常青的丛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天然的障壁,把这里的呼伦贝尔草原分开,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与世隔绝,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他们传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解放以前,居住在这个森林里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但是解放以后,这里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变了。

继承陶先生 学习陶先生

陶行知先生逝世的消息，现在已经传遍中外，每一个想望和平想望民主的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代大师之死，无不认为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创造中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记古圣寺

古圣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地方，我之不能忘记古圣寺，正和我之不能忘记陶行知是一样的。而且勿宁说，正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发育滋长的地方，曾经是陶行知手创的育才学校的校址。

继承陶先生 学习陶先生

陶行知先生逝世的消息，现在已经传遍中外，每一个想望和平、想望民主的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代大师之死，无不认为是中国民主事业创造中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和行知先生

我永远不能忘记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这一天，是我的朋友、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义的战士陶行知先生逝世的一天。

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民族平等与汉族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问题 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适用于处理当前的民族问题,也适用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 应用这种原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很多史学家在这个问题面前遇到了困难。为了避开困难,当讲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人们总是尽量回避那些不平等的历史事件。

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第一个,讲三个基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第二个,讲三个问题:怎么样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问题;怎么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怎么样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我到桂林以后,听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谈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基本功的问题。现在做任何事情、任何东西,

董卓之乱与三国鼎立局面之序幕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生于1898年4月14日。今年是他诞辰90周年。我们发表他的未刊稿《中国史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的第一章第一节作为纪念。《中国史纲》系翦老的主要著作之一,始撰于抗战中期。在第一卷《先秦史》将脱稿时,郭沫若同志致信恭贺说:“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可见此书之重要。第一、二卷分别于1943年和1946年出版。近年来,有关同志根据翦老的遗愿,将这两卷做了校订,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已出的《秦汉史》为原书的第二卷,第一卷亦将以《先秦史》之名再版。而第三卷翦老没有写完。在1946—1948年间,他辗转于上海和香港,只完成了《三国史稿》和《西晋史稿》两部分。1949年建国以后,国家百废俱兴,翦老也忙于他务。虽曾写过东晋及其以后的部分章节,但尚未完稿。“三国”和“西晋”两部分手稿经校订后,将以《三国西晋史稿》之名,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

王昭君家世王嫱,家昭君,南郡秭归人。《说文》无嫱字,《汉书·匈奴传》作王墙。《左传》哀公元年:“妃嫡嫔御”,唐“石经”本“嫱”字作“墙”,则《匈奴传》不误。《元帝纪》作“王樯”,“樯”字亦不见《说文》。昭君又作明君。晋石崇《王明君词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焉”(见文选》)。昭君亦作“明妃”。梁江淹《恨赋》有云:“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见《文选》)。明人作的《昭君出塞和戎记》,说昭君是越州人。《和戎记》云:“奴家姓王名嫱,字淑贞,祖贯越州人氏。”此说于史无征,显系杜撰。此外,还有各种说法。《琴操》云:“王昭君者,齐国王襄女也。”杜甫诗云:“若道巫山女麄丑,安得此有昭君村。”

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从“昭君出塞”说起

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的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比起历史上的大人物来,王昭君确实是一个渺小人物,她在当时不过是汉元帝掖庭中的一个宫女。但是历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

史料择别与辨伪学(节选)

当我们拿起一本古书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检查史籍上的目录或私家的著录中有没有这本书的名字。因为各时代的书大半都著录于各时代的目录中。如周秦之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唐之书，不见于《崇文总目》，元明之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就有些可疑。但也有例外，如前代目录上的伪书．后代的目录照抄者，其书名虽见于目录，也是伪书．反之，明清之际若干野史、杂记，以政治关系，多不见《四库全书总目》，但并非伪书。

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在我国出现得很早。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庸客、庸民等词汇。在记录两汉史实的文献中,更常见有傭人、庸?⒂刮椤⒂古却驶?又前流庸、客庸等词汇,还有卖庸、行庸、就庸和致庸、取庸等词汇。这些词汇的出现,表示了两汉乃至更早的战国时期已经有雇佣劳动的存在。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一古与今的问题在过去的历史数学中,许多人过分强调古代史的重要性,甚至对古代史发生迷信,认为这是一个史学家必须通过的炼狱,至于近代现代史剐不值一顾。一直到整风运动以前,还有一些史学家“禹行而舜趋”,“呼先王以欺愚者”。这种厚吉薄今的倾向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我们反对了这种厚吉薄今的倾向,并且针对这种情形,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方针,这是必要的。厚今薄吉的方针提出以后,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揭发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十分严重的。有些高等学校在七门中国史必修裸中有五门是古代史。存十一门选修课和加修课中,只有两门是近代现代史。面对这样的事实。

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議紀要

这次会議是在法国巴黎南部万維区的米許勒中学校內举行,参加这次会議的約二百人左右(会前报名参加者一九五人,但也有未能莅会的,也有临时参加的)。我国代表团四人(团長翦伯贊,团員周一良、夏鼐、張芝联),苏联二人,捷克二人,民主德国五人,其他各国人数多寡不等,以法国、西德、英国三国的人数为最多。

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两汉的社会已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这在中国史学家之间,大概是没有争论的,至少是最大多数人同意的。但由于两汉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官私奴婢,很可能引起人们对两汉社会性质的怀疑,以为这些官私奴婢的存在是标志着奴隶制度的存在。因此把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不是没有必要的。两汉时代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官私奴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作出两汉不是封建社会的结论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封建社会内是容许奴隶制度的残余存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例如,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有的或者是封建残余的混合物,或者是私有观念的混合物,或者是其他什么的混合物』。这样的原理原则,对于封建社会也是适用的。任何一个封建社会,它总不是也不可能是没有夹杂着前期残余或后期萌芽的『纯粹的』封建社会。『纯粹的』封建社会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在世界史上是没有的。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除了构成这个社会的支配的因素之外,必然存在着新的、成长着的、先进的东西。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翦伯赞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翦伯赞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史学研究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解放后,他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旧史学,批判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題的初步意见》一文,是他在一九六一年夏开始主编《中国史纲要》一书时,为我校历史系参加编写《纲要》的同志撰写的参考提纲,曾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后又有个别修改。在这篇文章中,翦伯赞同志就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意见”。这些意见与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有关讲话相配合,坚决批判了当时存在于史学领域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和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史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戚本禹之流就给翦伯赞同志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的大帽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蓄意诬陷。今天,林彪、“四人帮”虽已揪出,可是流毒不可低估。翦伯赞同志当年谈的一些问题,至今仍为史学界所关心。因此,我们将这篇文章的最后改定稿重新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会經济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会經济情况

我寫这篇論文是企圖说明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出現在中国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一部最傑出的現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大家也知道这部傑出的作品,一直到最近以前,从來沒有得到正確的科学的分析,而是長期地遭受地主、资產階級的所謂新舊“紅学家”的歪曲,特別是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歪曲。胡適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对红楼梦作出荒謬絕倫的結論。他说紅樓夢一書是与作者当時的現实生活毫無關係的“空中樓閣”,又说是“